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著同樣的路線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制戴維·洛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里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向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克松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莫尼漢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誤解》提到了1970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的一個專題小組討論會，我和哈靈頓都參加了那個關於反貧窮計劃的價值的討論。我有些隨意地提到該計劃最好的特點是聘用了很好的組織者，而莫尼漢就此作為證據，認為計劃被無可救藥地引入了歧途。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各種以窮人的需要為指歸的計劃是整個60年代最有趣的特點之一。這些計劃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活動（自經濟危機以來第一個救濟金權益方面的活動）提供了支持，使城區覆興計劃沒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培養出了一代組織人才。他們通過工人農民的鬥爭以及公共事業領域尚未完成的組織，與公民權利、反戰和學生運動中的組織者一起，幾乎重新恢覆了工人組織的活力。

這些社團組織者之所以不選擇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反對自我治理的社會的權力主義意識形態，毛派和托派的立場給他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馬克思主義對於理解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寧本人創立的列寧主義又不適用於我們社團的建設。我們相信，美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國際主義的，尤其應該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鬥爭考慮過來；但是我們更相信，它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美國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正置身於最活躍的反戰派的行列，對孤立主義的人民黨主義的危害性有著充分的了解，因此，試圖重溫美國共產黨歷史惡夢的危險更讓我們心有余悸。

“新共產主義者”侵入工廠組建工人先鋒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沒有成功，雖然從邏輯上講，他們也時有收獲。他們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擊敗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黨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會像1919年一樣背叛工人階級。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為了象征性地消滅敵人，他們使用著暴力的語言。

各種托派團體相比較而言就相當理性，他們拒絕用暴力行事，並不預言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但他們既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也強調先鋒隊的重要性。他們的工會工作更成功，這是因為他們支持卡車司機國際工人兄弟會、鋼鐵工人和電信工人聯合會中最進步的普通工人暴動，並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義的背景。但是，他們發現自己在改革鬥爭中反對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會主義好鬥分子，而對於這些人，誠實的契約和民主的工會是一種限制；而那也可能成為這種“打入內部論”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個重要派別“消失”了，成為與之相近的激進主義，包括為反對核武器及其控制機構的鬥爭，女權主義為社會自由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各類學科中確立了地位的學術研究。經常地，我們會失掉作為激進派的特征，這種特征並不是由宗派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後存在下來的數個社會主義派別所構成。很多激進分子都感到民族運動爆發的時機已經過去，左派也沒有機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傾向；它已變成了仍然回響在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中的一種亞文化，一種美國生活，但在別處，它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擁護者。

60年代後期，我已經成了那時新左派的主要周刊《衛報》的專欄作家，當時，它是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就激進派的策略進行辯論的地方。很顯然，我的任務就是拓寬由群眾運動創造的左派公眾領域，媒體也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寫兩類文章：時事政治和勞工運動發展的分析，以及歷史和社會理論方面的連載文章。內容有馬爾庫塞（Marcuse）的哲學，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工會的命運，美國左派的狀況等等。同時，我在下東區為爭取城區空間的鬥爭中仍然活躍。

在我而言，60年代結束於一群《衛報》編輯的抗議，他們抓住生產方式，抗議《革命青年運動》第二期那篇論新共產主義運動一個派別的文章。這些抗議人士是“地下氣象”的同情者，或是獨立的反權力主義者。1970年3月，我在群眾團體創建的另一份短命的報紙《解放了的戰士》上面發表了一篇譴責兩個派別搞宗派主義的文章，就此放棄了我的專欄，結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參與了在東哈萊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計劃，這也許是使義務教育運動經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動。為了在現行權力結構之內爭取空間，等待下一次機會，我們嘗試向官僚發起長期的進攻。那些建立新組織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日子永遠也不會磨滅掉這種感覺：這是一場防禦戰。我們現在正致力於保存我們60年代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成績。我知道，事情在變得更好之前總是會先變得更壞。

假如資本主義沒有違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許以美好生活的諾言，那麽，30年代的經濟危機確實不會產生一個廣受歡迎的左派。因為美國夢是經濟安全的同義詞。於是資本通過封閉經濟機會的邊界而摧毀了社會契約。當然，年輕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比那些掙紮在貧困線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長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幸運地有了一份工作，這並不就意味著尊嚴：做這一時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恥辱。到1933年，在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中發展的群眾組織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人，被納入新的產業工會和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手工業協會。

60年代的造反運動是由另一種被破壞了的契約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間重建美國夢的努力中社會制度的高度成功產生的結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從本體驗過文化的匿乏，這使他們有可能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貧窮視為後期資本主義道德墮落的信號。這些想法事實上是中產階級對郊區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為經濟安全的代價，消費社會要求其白人階級、中產階級受益者接受當前社會為歷史的最後階段。、對於新的歷史主體來說，這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代價：基於平庸生活的一種快感。

戰爭的結束把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眾的視線中移走。當活躍分子被迫回到經常以本地為基地的單一問題的運動的時候，或者通過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取代別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動權的時候，這一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幾年前，彼得·科萊坎克（PeterClecak）告訴過我，60年代永不磨滅協成就是它帶來了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建立了關於性愛、性別和種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要建立傳統政治權力的新制度，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那時候，該組織雖然不能在全國，也應該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當選的獨立選民。這些無疑會減少我們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進攻中所承受的損失。然而，盡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勝利，自由黨整個一代人背叛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信仰，民主黨內進步聯盟也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歷史出現倒退的制度和思想。當然，正像布萊希特提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我們的司法制度曾經充斥著因果報應的教條，也一度讓總統更有可能為自己寧肯在國庫囤積十億噸奶油也不願拿出來讓饑餓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擾亂農產品價格的行為進行辯護。盡管格林納達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實行門羅主義，“蒙提祖馬的客廳”（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歡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守黨固守著政治權力，控制著20年代還沒有出現的公共政策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動亂表明了形成一種聲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多麽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會留給一個安全的制度，而壓迫並不是必須的。真正的檢驗是看工人是否通過犧牲辛苦所得來接受制度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中產階級是否仍然有投身職業的激情，少數派和婦女是否同意她們已經永遠地被擊敗了的結論。也許，那些仍屬於60年代無可爭議的遺產的其他世界將會像童年一樣從記憶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會團體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扮演中心的角色，那麽，它們還存留於我們這個時代，提醒著我們：與反動派的最大壓迫正好相反，與社會理論所做的最為悲觀的預測也正好相反，未來並沒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