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現在你談論的主要是關於戰後時期，是嗎？

大衛：是。

記者：社會黨和這一時期的其他黨派的情況如何？

大衛：這里你一定得記住，日本社會黨比普通社會民主黨都要更馬克思主義一些。今天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新近從日本原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日本社會黨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會黨更民主社會黨，但還右不過1950年前後分崩離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極典型的社會民主黨。

記者：他們是不是專門用了一個詞來指代我們說的“新左派”。

大衛：是的。但要理解這些，你就得回過頭去研究一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青年團，稱為Gakuren，共產黨在1947年前後重新建立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沿著比共產黨更民主的路線運作，有來自各個大學的代表，代表們在會議中必須按照民主原則進行工作，主要組織也是黨在各個大學的各種支部。

記者：就像一種社會學的假設一樣，這些支部是否與你前面談到的Gumi有什麽關系？

大衛：我不知道，考慮到這種年齡等級體系內男人關系的貼近，我懷疑，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種隱喻的關系。人們真正加入黨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幾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為密切的關系或偶然的碰頭。一個老朋友叫某個人一起去參加一個會，那就可能是黨支部或小組，離開了就等於分離了，這一現象在日本左派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誇張。

為什麽全日學生聯合會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屆黨代會和揭律斯大林主義後，對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而是離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們也有具體的日本問題要去追求，比如說，朝鮮人總是被歧視，這始終是新左派的一個主要問題。其他主要目標是對阿夷努人的歧視，但那是一個很小的少數民族；被稱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實在是一種不能觸動的等級制度。這些問題不能獲得通過，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這是很難以消除的東西。這些問題是日本共產黨首要任務中列在比較靠後的位置。

但是也許全日學生聯合會分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產黨決定成為一個合法黨，一個國會黨，在那以前它還從來都不是。社會黨是議會中必不可少的黨，而共產黨則處於地下狀態，雖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產黨決定放棄秘密活動，參與地方競選，成為國會第三或第四大黨的時候成立的。

全日學生聯合會決定，這是不徹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說明階級鬥爭的問題：黨在每一個方面都背棄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們分裂了，采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過去，相當於美國勞聯一產聯（AFL－CIO）的SOhy。這一大的工會試圖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美國霸權的群眾示威，但是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很難開展工作：一是美國的占領從總體上說還是相當受歡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卻並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黨的喜歡，因為他們取得權力利益的同時，可以說，那些事與他們無關。最重要的是麥克阿瑟改革廢除了地主一佃戶制度，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從未做過的方式發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動產，給那些曾很好鬥且農民意識很重的佃戶以社會地位，有些人成為日本共產黨的黨員，有些人成為極端行動分子，成為帶有浪漫、懷舊色彩的反國家偏見的半法西斯主義者——不是現在與三島相聯系的那種個人化的偏見，而是農民武士的那種傳統——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間沒有國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級的家庭—…·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為佃戶的世界和非佃戶的世界。最後，這些差異都被土地改革摧毀了，政府負責投資郊區信貸，因為國家在戰後正處於匾乏狀態之中（我總的提一句，因為後面還要講到這方面的內容）。有些農民已經變為激進分子，參加了日本社會黨，或日本共產黨，但即使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農民而成了郊區的企業家，家庭結構也仍然完好無損。所以這是很難發動群眾反對美國權威的一個原因，除非你能訴求於下一代，那是全日學生聯合會的激進的一代，他們從對領空的軍事占領和控制的角度來看待美國人的出現。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於已經回到人民手里，隨著工業化向鄉村地區的擴展也開始消失。1960年——日本憲法呼籲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條約——日本新左派才真正開始致力於條約修改的話題。學生發動了成千上萬人，比工會曾設法去發動的人數多好多；在群眾的沖突中，他們包圍了日本國會，迫使首相石井辭職。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參與運動——意味著工會和其他運動的聯合。例如，一個被稱為保衛富士的運動在1947年開始，這是一次由母親們參加的運動，她們抗議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規模的運動最後在1960年連成一片，發起了一百多萬人參加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示威。這是日本真正的反對派。形式上仍然相對原始，但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山林佐賀的農民運動仿效並發展了他們的經驗。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寶，而不是那些被公認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開始於1958－1960，特別是1960年反對安保條約之後。

全日學生會依次地包含有各種傾向。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Bundu。名字借自德國老激進分子邦德，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現在這些開始在全日學生聯合會外圍活動，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範圍。逐漸地，就有了三個學生會。既然這些組織已經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專門的學生組織而看成是職業革命團體，他們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進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嚴重的托派主義者，突然分裂成十個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別一樣。這些宗派規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一種強烈的感情上的承諾責任心。他們在階級鬥爭的世界里工作。但是既然階級鬥爭總是有，就像是永遠不會有決定性的勝利一樣，因此沒有什麽失敗會是真正的失敗。他們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瑣碎之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分為二，同時五相向對方宣戰，一個稱自己為中央核心黨，另一個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個發表決議宣布另一個通過了一條法西斯主義的決議，戰術很快就升級為原則，舉例說，原則可以定為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或日常細小的戰術問題融合為重大戰略原則。因此，沒有人聽到過的鬥爭要給出一個名字；例如一5·22鬥爭”，這成為一個能指來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鬥爭，直到某個“轉折”事件暴力的到來。當有人被殺，那個人就成為“5·22鬥爭”的烈士，等等。接著，整個事件就成為可怕的制作聖像的過程，有很多對策略的象征進行公開的操縱，把象征作為從歷史和日常事件構織鬥爭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