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手要打開種種層面的半自律性，同時又把它們全部找在某種“結構整體”的終極統一性里（帶著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最終決定性），這種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動下，在其自身詳盡闡發的對整體性批判的離心力的作用下，卻朝向有違初衷的方向發展（這在英第斯「Hindess」與赫斯特［Hirst］的軌跡上表現得極為醒目）。將要出現的不僅僅是各種層面的異質性——自此而後，半自律性就會幹脆轉變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里，種種事例之間也許真的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出現這樣一個概念，即與這些層面中每一個相稱的鬥爭（純粹的政治鬥爭，純粹的經濟鬥爭，純粹的文化鬥爭，純粹的理論鬥爭），彼此之間或許也是沒有必然聯系的。隨著阿爾圖塞式機器這樣最終的“熔化”，我們便到了（仍然是當代的）微型團體和微型政治的世界里——理論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種種概念無論怎樣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對一種“整體化”的老式階級和黨派政治的摒棄，這一點在婦女運動的挑戰里體現得非常明顯。其獨特的新策略和關懷對許多承繼下來的傳統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為，包括選舉政治，都不作理會（或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就破壞或敗壞其名譽）。法國女性主義把“理論”本身視為本質是“以知識獲取權力”的男性事業而加以摒棄（特別請見呂斯·伊里加雷的著作），這也許可以被看作是這特別的“哲學萎縮”過程中的最後一刻。

然而，阿爾圖塞主義的命運還有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將是我們以下轉向對60年代文化領域之變化進行討論的過渡。它牽涉的是“理論”這個口號在整個助年代逐漸取代“哲學”這個老詞的意義問題。對於符號的“發現”，對於其與語言相關主題的發展（如在關於理解在本質上是一個共時過程這個概念里——它影響了像上面所描述的阿爾圖塞式的相對非歷史的“結構”的建構），現在要與對符號實踐，對“結構主義”文本里語言本身的修正聯系起來，自此而後被稱作“理論”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傳統學科里的著作。這一發展或變化有兩個特征需要加以強調。第一是哲學著作傳統典律發生危機或曰典律的消失（這是對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和體制進行爭論的必然結果）而產生的影響。自此以後，新的“哲學”文本的意義將不再是被嵌入到哲學傳統的問題和論爭之中，這就是說其基本的“互文性”指涉是隨意的，是應每一個新文本的出現而結成或解散的專門性聚合。新的文本一定必須是對其他文本的評論（實際上，如果要說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現在對需要加以解釋、重寫，以新的方式建立內在聯系的一組文本的依賴將變得更加厲害），然而，那些文本卻是來自最遙遠而不沾邊的學科（人類學、精神病學、文學、科學史），選擇的方式看上去是任意性的：芒福德與安托南·阿爾托並排；康德與薩德比肩；前蘇格拉底哲學，施賴伯總統，莫里斯·布朗肖的一本小說，歐文·拉鐵摩爾論蒙古，以及一大批晦澀的出自18世紀的拉丁文醫學專著。以前叫“哲學”的職業由此而被重建和置換：既然現在已不再有可以據此有意義地提出新立場和新陳述的哲學問題傳統，這類著作便趨於成為可以叫做元哲學的東西，做的是很不相同的事：協調一系列既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符碼或能指系統；用專門參考著作之集合形成的話語來制造出一種話語。“哲學”由此變成極端偶然應景的東西：不是立志去表述具有更大“真理”價值的一個命題、一種立場或一個體系，而是生產一本元書（metabook），到下一個季度便為一本不同的元書取代。我們倒該把這叫做用後即扔的理論（今天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演變，其自身偉大作品經典的危機和消失——最新的發展已經擴大包容了曾經難以駕馭的盛期現代主義的傑作——與此有著明顯的相似性。這一點在本文的下一節將被認作是理所當然的事）。當代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其在所謂再現批判里的特殊主題。通過勾勒這一特征的種種效應，我們或許可以對以上所說有一個不同的把握。用再現批判的字眼來說，傳統哲學現在將被視為一種再現的實踐——哲學文本或體系（誤入歧途地）試圖表達某種自身以外的東西，即真理或意義（如今以系統里“能指”之“所指”的面目出現）。然而，如果再現的全部美學標準是形而上學的和意識形態的，那麽哲學話語便再不能抱有這樣的使命了。它必須只能是另一個文本，添加進了現在所設想的無限的文本鏈之中（不必都是語言的——日常生活是個文本，衣著是個文本，國家政權是個文本，整個外部世界——我們曾經堅稱是有“意義”或“真理”，而現在已被輕蔑地說成是指涉或“所指事物”之幻覺的外部世界——就是所有文本的不確定的疊加）。據此，當下流行的“物質主義”的口號在哲學和理論領域響起時便有了意義：物質主義在此意為對“意義”或“所指”（構想成與其語言表達方式相分離的思想或概念）喪失了任何信仰。無論一個“物質主義”的哲學在這一方面會是怎樣的吊詭，一個“物質主義的語言理論”將會明確地改造“理論”的功能和運作，因為它展現了一種新的動力，其間不再是思想，而是文本，物質文本在相互進行著鬥爭。這樣界定的理論（這個詞現在大大超越了過去所說的哲學及其特別的內容，這一點以後會變得清楚明白的），對自身使命的設想使不是發現真理、批駁謬誤，而是圍繞純粹語言表述的一場鬥爭，試圖把用字詞表達的命題（物質的語言）表述得無法暗含多余的或意識形態的效應。既然這個目標明顯無法實現，理論的實踐所帶來的——在1967－1968年阿爾圖塞主義的鼎盛時期表現得極其引人注目——便是以在文本化表述的物質性能指中開展永久性的遊擊戰這種新形式向意識形態批判作劇烈而過分的回歸。然而，隨著哲學變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實踐，我們便觸及到了一項非置其於貫穿這一時期的普遍文化嬗變的語境便無法完全理解的發展。在這個語境里，“理論”將最終被理解為必須統稱作後現代主義的一種特定（或半自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