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開始

以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作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開端，似乎不會引起特別的爭議。最能表現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征都要晚於此，無論是反文化意義上的吸毒和搖滾，還是政治意義上的學生新左派和大眾反戰運動，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事實上，以政治上來說，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治文化模式的意義，如在象征性的毛主義定的第三世界主義。此外，它的反戰活動所針對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戰爭（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貝爾登·菲爾茲提出，湧現出聲勢最為浩大的學生運動的兩個第一世界國家——美國和法國——所以成為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身陷殖民戰爭之中，雖然法國新左派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沖突解決之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外是那在許多方面都堪稱第一世界頭等重要的政治運動——新興黑人政治和民權運動。它們不能說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決，而是起於1960年2月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發生的第一次靜坐。然而，或許可以證明，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運動，而且不管怎麽說，美國黑人運動與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各種運動不斷交流，相互影響，貫穿了整個這一時期，其作用無可估量。

加納的獨立（1957年），剛果的創痛（盧蒙巴於1961年1月遇害身亡），繼1959年戴高樂主義者的公民表決之後法屬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獨立，最後，阿爾及利亞革命（其內在的頂點——1957年1一3只發生的阿爾及爾戰役，以及196Z年通過外交方式達成的解決——或許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標在我們的概要上）——所有這些都標志著後來人所熟知鉆60年代陣痛政誕生：

並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人居住：其中五億是人，十五億是土著。前者擁有字詞；

其余的僅是使用它……

薩特《（地球上的可憐人）前言》於是，60年代便是所有這些“土著”成為人的時期，內外告報：第一世界內部的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邊緣族和婦女與其外部的屬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樣。這一進程可以見三經得到了多種多樣的描述、每一種都暗含了一種“歷史觀”和對60年代本身獨特主題他的解讀：按照克羅齊歷史是人類自由史的觀點，這個進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經典的黑格爾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識蘇醒的過程；可以最後盧卡契的或更加馬爾庫塞式的關於一個無階級類新型“歷史主體”（黑人、學生、第三世界民眾）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構想，或可以是關於贏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聞的新型集體聲音說話之權力以及同時把迄今聲稱為你代言的中間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種後結構主義的、福柯式的構想（薩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長地先提了出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還有那更加嚴格意義上的自決或獨立的政治修辭，或關於新型集體“身份”的更具心理學和文化意味的修辭。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新型集體“身份”或“歷史主體”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為可能的歷史情境里，尤其是要把這些社會和政治新範疇（被殖民者、種族、邊緣性、性別等等）的出現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種種社會抵抗都包納於內的那更加普遍的範疇，即傳統的社會階級觀，所面臨的某種危機聯系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而是應該從體制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若是以為是社會階級過抽象概念、尤其是馬克思階級鬥爭觀里構缺陷導致了這似乎是新興無價級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義購想法。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體制上的一場危機，借此，一個真正的階級政治得以表達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樣的不夠完美。在這一方面，美國橄欖球聯盟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在1955年的合並，可以被視為把60年代新興社會和政治能量加以釋放的一個根本性的“可能性條件”：這一合並是麥卡錫主義的勝利，它保證了把共產黨人從美國勞工運動中驅逐出去；它加強了美國資方與工聯之間達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會契約”；它開創了一個白人男勞力的權利優先於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數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後者在一個舊式工人階級政治的傳統體制里根本就沒有任何位置。這樣，他們將從社會階級里被“解放”出來——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緊張而矛盾意義上（比如，在圈地的語境下）的解放，他們脫離了舊體制，從而“得獲解放”去發現社會和政治表現的新形式。

美國共產黨曾是美國社會里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實亡向人提示了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機是由麥卡錫主義下的鎮壓和因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而在蘇聯集團內引發的“革命”所“決定”的。歐洲共產黨那里也將發生類似但又具體有別的相應事件。尤其是在法國，在經歷短暫一刻的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由東歐國家的哲學家們發展出來的）之後，隨著赫魯曉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種種實驗在1964年的最終失敗，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現了：自1919年的圖爾會議以來，激進知識分子實際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獨立地構想革命著作（“我們了解它的一切，我們並不太喜歡它。不過沒有共產黨，從政治上講就什麽也做不成”——這些舊式的立場，薩特在其政治新聞寫作，尤其是《共產黨與和平》里給予了經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義重新覆活，各種意識形態面貌的超議會組織，所謂的“小團體”，跟著新興毛主義形式大量湧現，展現了一種同樣“擺脫”了傳統階級範疇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兩個關鍵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給予注意。實際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那至關重要的導火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明確表明革命不僅僅是個歷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館的藏品，而是真實可以達至的——一是來自這樣一個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們對鬥爭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決不可能抱有的一種同情和手足情誼，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說。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征意義仍然曖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王世界的革命，因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戰略，即遊擊中心理論（相關情況，下文再談）。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將來臨的60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系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