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向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麽也不甚了了。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家；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志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產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克拉盡管已不再參與雜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在最初的幾年里，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內的幾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漸卷入了一場重要而局部的運動——反戰鬥爭。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戰爭的逐步升級，在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注意。隨著1968年大選的來臨和。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海登、秋林格、魯賓和阿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戰領袖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那個夏天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的選舉。民主黨的許多人並不在乎實際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議深深地動搖了民主黨之後，有些人確實被選舉政治所吸引。但是，運動的組織者多數是馬斯特的學生，“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老領袖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文化激進分子如霍夫曼，他們仍然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抗議和對抗將清算我們文化中的罪惡：反戰運動是一個表達大眾意願、揭露選舉代表制的虛偽、發動人們起來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機會。只有少數人把運動作為改變國內權力關系，建立一個新的反帝聯盟的手段。

那時，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的文明墮落的表現，是和資產階級理性與科技理性一樣無用的表現。反戰示威，直接沖突，是一種補償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萬的青年正在芝加哥與警察進行搏鬥的時候，年輕的運動也在走向分裂。此時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已是一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全國擁有數萬成員，但也受到宗派爭吵的困擾。爭吵是從1967年一個毛主義派別進步工人黨的加入運動開始的。進步工人黨組成於1960年，是晚近從共產黨派生出來的一個組織，它的產生部分是因為中蘇分裂的結果，部分是因為持不同政見的人認為共產黨是毫無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進步工人黨發現學生運動遠不是中上層階級子弟的娛樂，對其進行政治介入確實是有價值的。進步工人黨使一貫質樸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成員們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們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進主義和強烈的反戰立場進行一般地結合。進步工人黨推出了他們精心設計的馬列主義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它從未準備背離自己的組織而加入當時還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組織。因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們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駕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學生活動分子已經畢業，加入了反戰行列、工會、社團組織、學術研究，或者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主流政治和職業。原有的新左派主義者大多已經進入了媒體。那時，不得不站起來回敬進步工人黨的是全新的一代領導人。有一段時間，他們試圖重新闡釋上一代領導人留下的不夠明確的思想理論：青年是一個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鋒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早期的領導人從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先鋒隊”或“歷史的主宰”。對他們而言，歷史的主宰是“人民”——窮人、黑人——簡單地說，是英和反國家的立場進行辯論外，他們不願意更進一步。他們的後人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思想的鬥爭，只能面對堅定而又有能力的進步工人黨。此外，在要組織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形勢下，誰都不能否認毛主義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成就有著明顯不同的毛主義對女權主義有著很深的影響，而且使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黑人走向激進。它還成了那些放棄改良主義卻又無法認同蘇聯的多數激進分子的庇護所。

類似“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這種論辯，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為人所知是因為這次討論是公開的，有著直接的組織影響力，並且，發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里。從1965年以來為反戰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工入黨現在向它挑戰，指責它以最低要求的口號限制了自己的發展，而把廣泛的思想政治問題留給了（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列寧主義先鋒隊——這是一種對歐洲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意無意的直接反對。其他組織也這樣幹涉。到了60年代末，整個獨立的左派都在爭論是否把不同的組織轉變成一種黨的前期形式，如果轉變的話，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對應於激進運動的較大的分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裂成四個主要的派別。

第一種傾向是革命青年組織，它馬上一分為二。第一個派別後來變質為“他下氣象”、“草原之火”等組織。他們認為美國現在處於革命前的形勢下，按照舊有的觀念，爭取政治權力的武裝鬥爭即將爆發。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見的力量是受壓迫的黑人大眾和被忽視的反傳統青年。這一聯盟堅持以示範性的暴力行動來反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將最終摧毀現有制度。現在，批評家們經常認為“地下氣象”組織是虛無的、幼稚的和不負責任的、偏執妄想的。某些低級刊物還因其性試驗、精英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行為指責它們。但是，他們會感到，“地下氣象”的成員是他們整個這一代人共產主義無政府沖動的延伸。他們誤讀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團體一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政府和大企業中被壓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預言法西斯主義會隨時出現。結果，他們從事冒險的、象征式的暴力行為，以表明現有制度的脆弱，顯示他們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有時是田園詩般的行為與重建一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完全脫節的：假如一個人接受了多元主義只是權威的另一種形式這樣的前提，那麽這些來自明顯封閉的自由主義話語世界的“行為批評”還是有情可原的。

對現存世界的總體批評需要對全體人口進行廣泛的調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這樣的例子。“地下氣象”的悲劇在本質上並不是由它的行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國完全錯誤地等同於上述國家所造成的。那麽，問題就在於，它們怎麽會犯下如此愚蠢的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就在於社團建設的性質。像其他社團一樣，它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話語，加強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種“家庭式”的表達。正像每一個家庭都會產生一套行為準則、價值、習慣，“地下氣象”組織的人也堅持它的成員必需接受加入組織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組織的時候必需的嚴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嚴格的對組織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制度。組織有效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以適應它對現實的介入方式。“地下氣象”組織繼承了新左派的傲慢與自大，並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唯我論的形式。他們的感情、觀念和思想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表現的。他們變成了在學校、在街道等待著指導把他們送入戰鬥行列的廣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氣象先鋒隊——的論壇。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義者，都無可救藥地陷入了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夠為歷史作出真正的貢獻，因為他們已經被人利用了。地下氣象派的暴力最為激烈地表現在語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動如銀行爆炸上。這些青年被一種深厚的正義感所驅使。後來，他們又被明目張膽的取代主義鼓動起來。群眾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導師，而地下氣象家族也不得不對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