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60年代的名聲都不好。它是保守黨列在仇敵名單上的主要靶子。對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及其同事而言，60年代是最糟糕的時期。這不只是一個黨的政治觀點，1964－1970年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就宣稱，60年代是造成動蕩的原因，更是廣泛動蕩產生的結果。英國60年代的病癥表現在文化方面；從人們對於極端自由主義的膜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公眾放任不顧，個人則自我放縱，極端自由主義者陶醉於不要為任何後果負責的快感之中。事實上，從保守黨的角度來看，後果是讓人震驚的。社會的安定（老人與家庭，教堂與等級，文化與國家的權威）漸漸受到破壞，英國社會民主最終淪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空想社會改良的、福利的國家（就像藥片一樣），被用來避免任何道德闡釋的制度，模糊商業活動中規則所起的作用。

這種對於60年代進行的抨擊有一個葛蘭西式的怪圈。像社會主義思想家們一樣，保守黨的思想家們清楚地意識到思想、文化、常識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而且他們對知識分子也給予了同樣的關注。他們用一系列知識分子的背叛行為來說明極端自由主義的危害和後果。這些知識分子中處於中心的是教師、律師、牧師、藝術家、批評家、政治家、學者。他們紛紛來趕這場流行文化的時髦，陷入即時而起的激情之中，對年輕人則作出獻媚的舉動。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代際關系的倒置，這種關系標志著英國人紀律和進取精神的長期缺乏。盡管也賺取國外的收入，但披頭士們以他們的輕浮以及活潑樂觀的聲音掩蓋了民族意志缺失的真相，從而成為民族英雄。

今天閱讀著這些議論，人們心中會湧起一種懷舊的感覺，保守黨所說的事件正好是我認為當時會發生也應該發生的事情。但是，有點諷刺的是，這種對60年代回顧式的紀念應該來自右派，而以現在左派的觀點來看，反傳統文化的理論似乎像是狂熱的理想主義，革命青年運動的理論只是政治上的一個浪漫的姿態。但是，懷舊只對感情起作用，對爭論毫無影響，而我突然記起的是與音樂有關的情感，是能夠產生所有這類後果的唱片、聲音、歌曲和旋律。

不妨以60年代的一個重要象征、披頭士的唱片“胡椒中士”為例。我們現在能夠弄到的不過是一套裝有褪色的流行藝術封套內的流行歌曲的唱片而已，但在當時，唱片是一件大事，是經過最精心設計的一件大事。事實上，大眾還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制作人喬治·馬丁說，它是“一個分水嶺，從此改變了只能把娛樂的聲音制作成為效果藝術（如音樂、雕塑）才能流傳下去的狀態”。肯·泰南寫道：這是“西方文明史上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代表了一個新的青年運動——既不分階級也不分年齡的運動。流行音樂有一個新的目的，那就是從快感中產生一種樂觀主義的政治，把被動的消費轉變為一種主動的文化。這樣的野心產生於作為超級明星的披頭士。他們不僅是技巧境熟的流行音樂家，而且還是技藝高超的大眾藝術家，他們自覺地精心設計著演出的效果。“胡椒中士”決不只是另一種慢轉唱片。在1967年街頭的聲音中，他們創造著自己的風格，披頭士賦予這些聲音一種形式，一種美學的形式。他們把樂觀主義態度具體地體現出來，同時也給了歌迷們藉以判斷價值的東西。披頭士不是一種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而只是這一文化運動的象征。他們和其他人一樣能夠敏感地成為時尚的追隨者。他們的重要性在於利用他們公眾人物的身份將英國剛剛誕生的嬉皮士思想合理化。

“胡椒中士”不是第一支搖滾慢轉唱片（鮑勃·迪倫於1965年制作了第一張搖滾慢轉唱片），但它最清楚地標志著流行歌曲向搖滾的轉變，在這一轉變中，流行音樂獲得了闡釋。其最重要的地方是“進步”性。從樸素的搖滾歌手和流行小調的作者到精妙的作曲家和敏銳的詞作家，披頭士的生涯就是這種進步的很好例證。顯然，《生命中的一天》比《她愛上了你》有著更多的意味，考慮的不止是少年歌迷感興趣的問題。換句話說，無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還是在影響上，搖滾樂都是比流行歌曲更富雄心的音樂。搖滾的倡導者（例如在《滾石》雜志上）寫出了唱片在政治和詩學方面的意義；搖滾音樂既代表了一種顛覆性的社會群體（把反傳統的青年的聲音公眾化），也實現了覆雜的個人夢想和情感。搖滾不僅能夠打動聽眾，使其投入，而且還是一種馬上就可以體驗的刺激。

這種意識形態最終成為銷售修辭的一個絕好來源，沈溺於搖滾意味著要購買大量唱片，不斷發展的搖滾信仰在驅使人們購買新唱片方面甚至比大眾對趨勢和時尚的關注更可靠些。但是當時我對搖滾並不怎麽親近。那時（1967，1968），很明顯，搖滾在政治上也具有“進步性”。搖滾的情感是美學設想和社會設想的結合，通常表現人們的趣味，但卻受到來自大眾文化的尖銳的批評，主要是含蓄地（有時公開地——通過馬爾庫塞）來自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立場。關於搖滾的爭論集中表現在商業的利誘，文化向商品轉化，音樂向有組織的政治鬥爭和抗議轉化等問題上。搖滾的藝術宣言同其政治宣言是不可分割的，連最沒有思想的樂隊向觀眾提供的也不只是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