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但是你不認為這是由於這次運動的民族主義色彩造成的嗎？

大衛：不，我不認為它是民族主義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它也反美國，反工業化，但不一定反現代主義：他們不是懷舊的，他們不是環境的浪漫主義者，也不是塞拉俱樂部那一類型的。這一較大的群體不同於派別本身，但都認識派別中的人。派別的成員都來自於同樣的家庭和大學。實際上，公務人員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的素質。

日本的新左派運動是建立在舊的對抗論的基礎上的，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對國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須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里面，盡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者。今天發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島現象）已逐漸變得更強大了，下一代學生就是今天這一代，已逐漸滑向右派，與有些右派人士的轉向左派有著相同的基礎。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義或重新軍事化。老一代包括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著某種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這種事發生。有很多反國家主義走向極端右派，也反議會。因此，在它衰落的時候，人們有一種感覺，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擁有更穩定的特點。它的力量不取決於它的受歡迎程度和加入該組織的人數。

這還有另外兩種後果。一種是它使左派擺脫恐怖主義。日本紅軍的三個翻版已經完全被摧毀。即使那些遠赴貝魯特的人，特別是聯合紅軍，他們的重要理論家已經在巴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認現了很多錯誤，他們頭腦簡單地期望發起一場革命。這一被稱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體，可以相當殘酷，他們與在以色列向機場掃射的人是一樣的。我遇到過一些這樣的人。今天，我要說他們對他們的過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當年在山區藏在山洞里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話，差不多都在監獄里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記者：另一個基本問題將與消費主義和日本美國化的到來有關。美國化到什麽程度將會引入一種媒體政治（恐怖主義經常被用這些詞來解釋）？到什麽程度會使這種運動與美國或消費社會的反傳統文化有根本的聯系？

大衛：它並不像美國的反傳統文化。我想把它描述為老左派各種特征的混合，有著驚人的真誠和相當程度的個人尊重，還有實際經歷的共同生活：為了在某種事業框架下集體生活，他們放棄了很多東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蕩，沈湎於批評的歡樂。舉例說，幾乎談不上吸毒，幾乎從未聽說過；也很少飲酒；如果你在這些共處的小屋里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飯和會議後。

記者：他們是怎樣過文化生活的？他們聽音樂嗎？他們對政治劇感興趣嗎？

大衛：不，很少。第四國際的知識分子領導者受過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數人並非如此。你必須記住他們長期生活在警察的監視之下，雖然不是逃犯，但總是感到自己會被騷擾。他們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養，願意談論有關文化的問題。在社會生活的隨意化過程中，特別是在美國反傳統文化抹殺個性的特點面前，不管他們將看到什麽，他們都不會有所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很日本化。

記者：但是就最廣義的文化而言，舉個例子，既然他們與農民一起工作，他們對農民文化感興趣嗎？或者他們根本對文化就不感興趣？

大衛：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進人士。外圍人士感興趣，如記者，職業藝術家。舉個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極好的電影，片長差不多四個小時。故事集中發生在一個小村子里，片中都是遠景鏡頭，農民的臉，很有風格，幾乎就是一部能樂劇。可以說，人們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雖然可能不吸引美國的觀眾，因為影片有長時間沒有聲音的片段，讓人困惑，故事進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進分子當中，對文化幾乎沒有什麽偏見；我曾經翻譯過一些刊物，很像是工會的刊物——它們討論一些實際的事情，遊行、示威、罷工，但是幾乎沒有文學或文化的甚或歷史方面的內容。至於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傾向於很好地生活，報傳統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是文化人。但是他們確實對作為語言新形式的文化、農民信仰或其他此類的東西不感興趣。無論如何，農場主不適合於農民這個範疇。他們實際上是小農商人。

記者：接下來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日本的女權主義及其在這類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衛；當然，日本的女權主義的力量還很薄弱。在這些運動中也有個別的女權主義者和女強人。但女權主義運動本身還沒有得到很多支持，還沒有引起什麽問題。你知道知識分子已經廣泛地發動起來了，在各種事業中出現了很多女教師、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動分子。山林佐賀的運動試圖喚起婦女的意識，而且，它也確實鼓舞了激進的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