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萎縮

法農的鮮明鬥爭模式有長處也有局限，這是由殖民情境那相對的簡單性所決定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證明之：首先是見於“民族獨立戰爭”結束以後，因為隨著奴隸取得對（已是從前的）主人的象征又實質性的勝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極限。於是那博取集體身份的修辭便無處可去，而只能走入一種分離主義的邏輯里。黑人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後來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就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樣板（魁北克省的文化和語言獨立的矛盾會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例子）。然而，新組建的團體（我們在此借用薩特在《批判》一書里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制造並保持一種集體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敵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說的結果便也是矛盾的。最終，由於缺乏舊式帝國主義時期那種鮮明的善惡對立局面，這第一輪抵抗所艱難贏得的集體自我定義就會分裂成面對面的微型團體的一個個小而更加舒適的統一體（官方的政治派別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法農模式的式微也可以從很快將成為其“結構主義的”批判的角度加以描述。按照這一觀點，法農模式仍然是建立在單個主體概念之上的，雖然這些主體是神秘的、集體的。因此，它是擬人化的同時又是透明的，意思就是在大的集體對手之間，在主人和奴仆之間，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沒有任何幹預的東西。可甚至在黑格爾那里，總還有個第三項，也就是物質本身，那奴隸被迫要加以勞作並在整個剩余的歷史里借以默默無聞獲取漫長超脫的原材料。然而，60年代的“第三項”與此卻很不相同，仿佛這十年早期階段里那些曠日持久的經歷逐漸侵蝕進了參與者的大腦，留下了一個特定的教訓。在美國，那是無休無止的越戰；在法國，那是令人震驚且貌似不可戰勝的技術專家治國論的動力，以及法國共產黨那似乎搖撼不動的惰性和對非斯大林化的抵制。到處可見傳媒機器和消費主義文化的巨大擴張。這個教訓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在迄今敵對且“透明的”政治實踐里發現了體制本身的不透明性。這種體制是徹底超越個人的，有它自己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不是個人行為或意向的那些動力和邏輯（像薩特在《批判》里加以理論化的稱之為“實踐惰性”且依照可相抗衡的“結構主義”），會具有明確的“結構”或“共時體系”之形式的那種東西，一個不具人格的邏輯王國，照此以觀，人類意識本身不過是一個“結構的效應”。

依據這種解釋，新的哲學轉向便很少會從唯心主義的角度，被解作是對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的了不起的發現（符號），而是被看作是反映一種根本的原型政治和社會經驗的征兆，是某種新的、堅實的、未被概念化的抗拒性客體的沖擊。舊有的概念無法處理它，它便逐漸發出了一整套新的問題系。以語言學或信息論的編碼把這一新的問題系加以概念化也許便可為歸因於傳媒革命中突如其來的各式信息的爆炸，有關詳情將在下一部分交待。我們在此只需說這里有一種歷史的反諷意味在就行了：這一時刻在本質上是西方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電子、核能）——換句話說，是在人類以實踐征服自然的過程中邁出的新的完整的一步。對此，哲學上的呼應卻是以一種被正式稱作“反人本主義的”並關心思考什麽超越或逃脫了人類意識和意向的思想給予概念化的表達的。與此相仿，19世紀晚期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人力戰勝自然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躍進——也是表現與“現代性”或文化里的盛期現代主義相聯系的形形色色虛無主義的時刻。

在本文的語境里，60年代中後期阿爾圖塞的實驗是各式“結構主義”里最發人深思和促人聯想的一種，因為它是惟一具有明確政治性的，惟一確實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具有非常廣泛政治影響的。阿爾圖塞主義的情況在此只能概括地述說一下，其最初的矛頭所指有兩個方向：一是反對未被清算的斯大林傳統（在阿爾圖塞自己的著作里被策略地代稱為“黑格爾”和“表現性因果律”）；一是反對東歐在馬克思早期手稿里的異化理論基礎上重新發明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企圖的“透明性”。阿爾圖塞主義在本質上是對“體制”、對“實踐惰性”的不透明所做的深入思考，這一點或許可以由阿爾圖塞本人在60年代過程中對這一目標所做的三個連續的表述滑出，即關於主導結構”的表述（見《保衛馬克思》），關於“結構因果律”的表述（見《閱讀（資本論）》），以及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表述（見同名文章）。相比之下，往往很少被人記起但只要讀一下《保衛馬克思》就應該非常明確的是，這一新的問題系源自於毛主義本身，尤其是源於毛澤東的《矛盾論人這篇文章描繪了各種對抗和非對抗性矛盾構成一個覆雜既定的、多元決定的局面這樣一種概念。

阿爾圖塞的“理論生產過程”重新鑄造著毛主義的“原材料”，由此而來的修正可以用社會生活層面的“半自律性”這個問題和口號加以表達（這個問題在文章開篇就已經提了出來）。這一準則包含兩個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反對斯大林的一元論或“表現性因果律”——各個“層面”被等同合並，粗暴地混為一談（經濟生產上的變化將與政治和文化上的變化“一樣”）；另一方面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先鋒哲學，這種哲學發現就如此這般地譴責有機整體概念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但從中得出的結果卻是後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對尼采的異質性的頌揚。不同層面或實例具有半自律性（政治和國家政權的事例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個概念將引發巨大的反響（突出地體現在尼科斯·普蘭查斯的著作里），因為它似乎反映了二戰以來國家官僚體制的巨大擴張，國家機器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於為大企業服務的那種傳統而簡化的實用工具性），以及由政府或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展現的活躍的政治鬥爭的新領域，並提供了將其理論化的方法。同樣，我們也可以訴諸這個理論來為文化領域的半自律性加以辯護，尤其是一個半自律的文化政治，從戈達爾的電影和境遇主義到1968年5月的“歡慶”以及這里的易比上運動（甚至連所謂“恐怖主義”的那些形式也許都包括在內：它們的目標已不再是傳統的奪取國家政權，而是具有教育或傳遞信息性質的示威，如“迫使國家暴露其法西斯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