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美麗而不幸的公主波立克辛娜，這位作為曾經富有而強大如今成為可憐的奴隸的普里阿摩的女兒，就會在他的墓前作犧牲，復仇的陰影就會喝幹她最後一滴無辜的血。在下界，當尤利西斯問阿喀琉斯喜歡什麽樣的國家時，阿喀琉斯的回答是「他願做最普通的奴隸，只要是活著就行！」



這就是英雄，這就是荷馬冠之以「無可指責」的永恒稱號的英雄，被贊之為希臘人所聽說過的英雄美德的典範。這種英雄的理性力量集中於矛尖之上，他們只能被歸於自我滿足的那一類人之中，我們今天說到這類人，就會說：這種人太完美了，以至於不食人間煙火。…

原始社會的詩人是荷馬。如果荷馬只有原始社會詩人的特征，他不可能有深奧的智慧，莊嚴、神聖的道德感，也不可能有關於偉大的藝術和科學的最重要的知識。可是古代的哲學家和作者幻想荷馬有這些才能，這種觀點在17世紀依然是文人和批評家們的共識。…

除了語言和神話這兩個豐富資源之外，維柯命名並運用第三個資源，他稱之為「古代世界的偉大片段」，那是說，歷史學家和詩人保存了古代世界的記憶，例如埃及人關於神、英雄和人這三個時代的傳統。



荷馬運用了神的語言；瓦羅搜集了三萬個神的名字並說最早時代的自然的、經濟的、道德的市民生活需要這個數目的名字；李維稱羅慕路斯的叢林為「古代創建城市的平面圖」；還有另外一些古代歷史學家的閃光的言論。



迄今為止，這些片段仍未被用於科學研究，它們躺在一邊，汙漬斑斑，模糊難辨，殘缺不全，一旦它們被澄清、修復、組合在一起，它們就會向人們傳遞出有價值的信息。他沒有忽視建築師和雕塑家們留下的遺跡，盡管他很少運用它們，他還發現，從長遠考慮這些遺跡沒有什麽實際價值。…

維柯對歷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揭露了關於最早期文明知識的第一源泉是語言的詞源學。在他那個時代，詞源學研究的常用方法純屬任意：他們考慮每一個音節或字母的發音並尋找其他表面的相似性，從這些事實推斷出一個單詞是來源於這種還是那種語言，是來源於希臘文、拉丁文還是希伯來文。



但是，只有當人們牢記，語言是一個民族古代生活最好的證據時，詞源學才成為一門富有成果的學問。人們的生活依賴於語言，與此同時生活又創造了語言，因此，研究人員從來沒有停止通過習俗理解語言，也從來沒有停止通過語言理解習俗。這樣一來，研究抽象詞匯的詞源學把我們領到了純粹素樸社會的核心。…

其次，維柯警告我們不要依賴「民族的自負」，就像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所觀察的那樣，希臘人或野蠻人、迦勒底人、西徐亞人、埃及人，還有中國人都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人性，發現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從世界開端至今的記憶。他們中的每一個已有幾千年沒有相互來往了，交流本來可以使他們共享各自的觀念。



一個睡在小屋中的人與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樣，黑暗使他誤入歧途，他甚至認為這間小屋大得出奇以至於無法親手觸到它。維柯接受了這些夢幻者對某些知識的吹噓，他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個民族的各種記憶中作出選擇，因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聲稱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

我們已經說過，維柯之前的歷史研究不是輕信盲從就是沒有批判原則的。《世界編年史》的時代，以及無論多麽粗俗的無稽之談和任意偽造都被當作歷史接受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了。由少數幾個人文主義者撒下的種子已經在意大利知識分子中，在法蘭西的法律學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學派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所有的編年史學家、碑銘研究家、考古學家、地方志學者和地理學家，他們在17世紀里共同寫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關於古代歷史起源的文集。



正當語文學家們依此改進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補空白之際，培爾、封特耐爾、聖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許多人卻致力於傳播一種懷疑主義或者像人們稱呼它的那樣，傳播一種歷史皮浪主義（極端的歷史懷疑主義），這是唯理智主義哲學帶來的後果；這樣一來，預示著關於歷史的真理和功利之爭必以巨大的氣勢在接下來的世紀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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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類的過程中，維柯處理歷史的力量得以加強，缺點和錯誤不是來自這一過程的界限外部而是來自於存在於這些界限之中並且正在發揮著作用的原因。維柯為自己辯護道，他的大部分錯誤是由於他所掌握的材料貧乏和不充分造成的。然而，對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材料與我們對知識的渴求相比，它永遠是貧乏的、不充分的，在評判一個歷史學家時，問題的關鍵不在材料，而在於方法，在於他是否審慎地運用了他所掌握的材料。



再者，有人曾說維柯帶有他那個時代的缺陷，然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一定是忘記了，維柯出生在這樣一個世紀里，他親眼目睹了約瑟夫·斯卡里格高層次的批判哲學和荷蘭學派的發展，芝諾、馬費和穆拉托里是他意大利的同代人。實際情況恰恰是，正如在上文所描述過的維柯的思想方法一樣，他把純粹的哲學方法與對經驗科學和歷史材料的判定混為一談，因此，他又把歷史研究和哲學與經驗科學的混合物攪在了一起。…

地球上人類種族起源的想像的歷史與維柯對《聖經》的辯護並行不悖。他不失時機地舉證，從世俗的源泉到證實關於神的歷史的陳述。比如說，對大洪水和巨人族的確認就是由希臘和其他民族的類似的傳說提供的。神授的政體在大洪水前後偶然出現在希伯來人的政治中，這種政體不是明確地被凡俗的歷史提及，而是僅被詩人在他們的故事中含糊不清地間接提到。



還有，因為希伯來人過著與真正的上帝直接接觸的生活，所以他們對占卜一無所知，然而迦勒底人卻有一個依照眾星運行得來的巫術或占卜體系，歐洲諸民族也有一個占卜儀式的體系。在所有這種事情的努力中，人們確實感受到一個理解或不理解的意志；一種自我困擾和對信仰的刺激。在開化的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信徒當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這是他著作中最不成功但是意義深遠的一部分。他屈於壓力被迫承認，希伯來人享有保持世界起源記憶的永恒特權，其他民族要求擁有這種記憶是徒勞的，盡管這種供認與他的所有發現相對立並且超出了他的整個思想體系，因此，神聖的歷史必須提供普遍歷史的真正的起源和序列。維柯認為原始文明與《聖經》年表通常認定的創世日期、全世界的洪水和力量超群的巨人族的傳說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麽正如維柯所說，就會發現神聖歷史與世俗歷史之間的連續性，這為他的想像留下了無盡的空間。大洪水過後，即創世紀後1656年，諾亞之子開始分離，與此同時，希伯來人依靠亞伯拉罕和其他功高德勛之人一起用上帝授予摩西的法律開始並繼續了他們的神聖的歷史。…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新科學》的歷史部分不能構造出人類種族的歷史，我們認為各個民族和個人在事件的整個進程中各自扮演著自己特有的角色。



為了使歷史履行這樣的職責，維柯不得不封閉他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未完成的，並且受到了宗教觀念的影響；他不得不把自己有遠見的神提升為進步的神，不得不把演化和重演確定為這一進程的永恒節奏。



或者，從另一方面來看，維柯為了在歷史中以完全相反的觀點獲得個人的洞見，他不得不放棄他那未發育完全的理想主義歷史，不得不克服普遍神意與奇異神意的劃分，不得不沿著上帝已經啟示並允許他發現的道路追溯人類歷史。維柯的正統觀點反對前者的選擇，然而他的哲學將阻止他接受第二種觀點；他的兩難處境的結果是，他重建的歷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普遍的歷史。…

另一方面，這一學說不可能追溯到萊布尼茲的單子論。我們不能確定維柯熟悉這一學說。盡管他以極為尊敬的言詞提及了萊布尼茲的大名，不管怎麽說，他不曾提到過單子論；形而上學的點和單子論的相似之處是不明確的，原因就在於形而上學的點不是單子。



然而，我們可以說，萊布尼茲和牛頓的微分學演算的發現影響了維柯。在那時，微分學首次為意大利人所知；維柯說，倘若沒有形而上學的幫助，無限既不接受度數也不接受乘法運算（形而上學表明所有現實的廣延和運動都是一種廣延和運動的力量和能力，它總是等價於它自身和無限），微分學中最大的無限，次級極大和次級極小等術語必將徹底挫敗人類的理解力。與其說柏拉圖的思想路線（文藝復興時期的柏拉圖主義）對維柯形而上學觀念的形成有貢獻，不如說伽利略的思想路線對它有貢獻更公正些。然而，這些事實對維柯的原創性分毫未損。 …

維柯宇宙論的基本概念是由形而上學的點提供的，數學在形而上學中的運用在這里得到了表達，維柯把這一過程看成是與創建過程相似的過程。例如，從幾何的點產生出線和面，被規定為是至小無內的點證明了在其他方面不可測量的線能被等分為組成它們的點。



因此，設定點不是幾何學的點而是形而上學的點是合理的，盡管形而上學的點不是廣延的，但它可以產生廣延。在不動的上帝和運動著的物質之間，那個運動著的中間位置被形而上學的點取代了，形而上學的點的屬性是意動、無限的能量，它是試圖在宇宙的某一部分產生和維持每一個獨特事物的存在。



物質的存在不是別的，只是維持宇宙擴展的無限能量。能量均勻地潛藏於所有廣延的客體之中，它們也許是不均勻的；還有，運動的無限能量潛藏於所有特殊的運動中，可是它們也許是不均勻的。…

把從自然到心靈的進展推斷為維柯思想概念中所蘊涵的傾向，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找到了後一種特殊傾向的有據可查的具體的證據，然而，這些證據是勉強的，不可信的，它沒有在《新科學》的理論體系之中，而是在年代較早的體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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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維柯的「形而上學」，我們把維柯的實在概念理解為世界大全，而不是人類自身的世界；我們也把他的最終的否定性結論納入到「形而上學」這個詞的意義之中，這個最終的否定性結論就是斷言：某個或更多個領域是不可知的或不完全可知的，或者把其他領域再結合進來的最高實在領域是不可知的或不完全可知的。…

這種指責與如下的發現相衝突，維柯成功地記錄了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各種文明及其產物相互交流的事實。比如說，拼寫的書寫形式由迦勒底人傳給了腓尼基人，又由腓尼基人傳給了埃及人；無論如何，維柯的規律不是經驗的而是哲學的，並且涉及了人類心靈自發的創造活動。然而，準確地說，正在討論的問題是規律的經驗方面而不是它的哲學方面。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回答好像和我們已經暗示的一模一樣，維柯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其他的情況考慮進去——重新再提剛才的事例——當一個研究人生中不同階段的人在模糊的想像和類似的青春期現象中描述第一次性渴望的表現方式時，他不會考慮經驗豐富的人為缺乏經驗的人傳授愛的知識，因為，他打算解決的不是關於模仿的社會規律而是有機體發展的心理學規律。如果有人說，即使沒有模仿和老練，性渴望依然會出現並且要求得到滿足，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僅僅斷言了一個由卜伽丘收進《十日談》里的、東方傳奇之中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與此同時，它也為著名的、更有爭議的維柯的警句提供了最完整的近似物。…

干擾，關於重演的經驗理論絕不會被迫承認這麽多的並且很嚴肅的例外；它也不會陷入這種痛苦的混亂之中。它會輕輕鬆鬆松地接納作者的歷史發現，它的總體特征必將更簡單、更普通。它將會在判斷和證明的過程中考察想像力占主導地位的自發時期和理智占主導地位的反思時期之間的聯系。後者因能量的增長從前者產生出來，因墮落腐化而回歸於前者。政治史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這樣的壯觀景象，貴族制度從首次強盛衰落到卑微狀態並且在粗俗的甚至未開化的，但有著雄厚的道德性格的階級的進攻面前屈服投降。然而，在他們依次變得文明並達到他們在萌芽狀態就孕育著的歷史理念發展的頂峰之後，這些制度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衰敗騷動時期。一個朝氣蓬勃的新興的野蠻的統治階級從衰敗和騷動中誕生了。…

維柯把自己生活的時代看作是高度文明的時代。他說，完美的人性好像散布於當今所有的民族之中。為數不多的偉大帝王統治著民族世界，而那些仍然存在著的野蠻帝王之所以這麽做，或是因為富有想像力並且殘酷的宗教的「共同智慧」依然存在，或是因為各民族的天生氣質。那些組成沙俄帝國的民族天生就是慢性子。韃靼可汗的那些民族是無男子氣概的民族。



埃塞俄比亞黎葛斯（國王）的臣民，菲茲（古代土耳其）與摩洛哥的國王極為罕見並且懦弱無能。居於溫帶的日本人保持了一種與布匿戰爭時期的羅馬人不同的英雄特征：她的人民是好戰的，她的語言與拉丁文相似，她的宗教是兇猛的，恐怖的諸神全都攜帶著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宗教是和善的，中國人注重文學修養，中國人是最仁慈的；印度人也是仁慈的並且實踐著和平的藝術；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把他們粗陋的宗教教義和亞洲人的軟弱混合在一起，土耳其人尤其喜歡對壯觀、莊嚴、慷慨和感激表現出傲慢姿態。…

如果位於維柯社會學理論根基處的哲學加強了重演的社會理論，那麽它所摻雜的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就削弱了這種理論。維柯尤其精通羅馬史並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羅馬史是維柯的第一個歷史研究課題，也是他多年鉆研的對象。因此，無論是因為維柯對羅馬史的深入研究，還是因為羅馬史研究的複雜性感人至深和經久不衰，羅馬史在維柯的思想中都是典型的、標準的歷史，為其他的歷史提供了樣板，同時也和盛衰之道即演化和重演律本身混淆在一起。…

心靈，在穿越了它的進步歷程之後，在從感覺順利地上升到想像的和理性的共相之後，在從暴力上升到平等之後，它遵循自己永恒的本性義無反顧地再次經歷這一過程，沈陷於暴力和感覺之中，因此，它重新開始了自己的上升運動，重演出現了。…

這一思想在同一著作的其他部分得到了再現和解釋。維柯說，各門科學、研究和藝術發展到今天，它們處理的只是特殊的對象。《新科學》一方面像它一直所做的那樣研究居於所有學科之源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新科學》也能夠創立α』kμŋ′[1]或全部理論體系的完美狀態，並且能夠確定這些狀態的等級和極限，人類本性和所有其他不朽的事物一樣，必須依照各個等級並在極限範圍之內，循其道而行，達於終端。因此，通過這門科學，我們能夠回答這個實踐的問題了：一個民族在其上升過程中是如何到達完美狀態的？在其衰敗的過程中是如何受到激勵從而獲得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