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社會在上面所描述的鼎盛時期，通過嚴酷的鎮壓維持自身的存在，實際上它把反對勢力轉化成了自身賴以存在的支撐，這些反對勢力是奴隸、受庇護者或臣民。

換句話說就是平民。但是，平民們一點一點地從自己所反對的社會中成功地分離出來，投身於一場曠日持久的公開衝突之中，為的是逐漸推翻這個腐朽的社會，建立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社會。

這個社會是民主的社會，是人民大眾的共和國。維柯認為所有民族都要經歷這樣的過程。然而，因維柯在論述羅馬歷史之外的歷史時，要麽是漫不經心，要麽是含含糊糊（他幾乎只字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起源），所以他在《新科學》中對這一過程的描繪只是羅馬歷史的片段，我們今天應稱之為羅馬的社會發展史。

維柯對意大利的人口和原始文化的猜測沒有太大的價值。與其說這個課題屬於歷史不如說屬於考古學和詞源學，維柯也沒有對此做專門研究。在《論原始智慧》中，他為羅馬的起源提供了根據，這種根據存在於上古時代的意大利文明之中。

這種文明來自於埃及，比希臘文明還要早，在那個時代，羅馬人就以某種方式吸收了那些與他們的習性相合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只要實際結果不要理論前提，他們從伊特魯斯康人那里引進了悲劇性的宗教和作戰的藝術，後來，他們從雅典和斯巴達引進了法律。通過這種方式，羅馬人保留了他們的無知和野蠻，因此，他們雖然用哲學家的語言說話，卻沒有變成富有哲理的人。維柯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仍然一再強調，意大利最早的文明先於希臘文明，並且是獨立於希臘文明的，他還認為畢達哥拉斯是意大利智慧的研究者而不是它的創建者。然而，最後，他好像放棄了這種觀點，就像他明確地放棄——關於羅馬的宗教語言、習俗和法律是靠模仿外部民族才得以創立的——這種觀點一樣，他還坦言，由於柏拉圖《克拉底魯》的榜樣作用，他在這里又犯了一個錯誤。是什麽條件導致了羅馬的興起？維柯沒有細說。他確信，如果羅馬和世界不是一起開始的，那麽至少羅馬的創立是一個新的起點。維柯把羅慕路斯的收容所定為羅馬歷史的起點，收容所里住著父主們的家庭成員，父主們施仁慈於流浪者，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家仆（famuli），維柯沒有提到特洛伊的殖民者。維柯知道博恰特評論埃涅阿斯到過意大利的傳說的論文，他接受了博恰特的結論，不過，這個結論只是確證了古代歷史學家所持的疑問。在維柯看來，羅馬起源於特洛伊之戰只是一個傳說，這種說法是兩個不同民族的傲慢表現相結合的結果：希臘人的傲慢表現在他們大肆渲染特洛伊戰爭並硬把埃涅阿斯塞到羅馬史中；羅馬人的傲慢則表現在，他們為了鼓吹自己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外來的起源而接受埃涅阿斯。再者，在與庇洛斯開戰之前，羅馬人剛開始接觸希臘事物，此時，傳說不可能出現。羅馬格言與古希臘格言有相似之處，為了說明羅馬故事中的希臘人名和神話是羅馬先人改良的結果，維柯試圖作出這樣的猜想：在羅馬歷史的早期，羅馬人占領並毀滅了一些希臘在拉丁海岸的殖民地，所有的痕跡在古代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維柯還假定羅馬人由於作為難民和盟友而接受當地的風俗，所以他們深受赫倫族人的傳統和習俗的影響。

維柯沒有在王室時期的歷史事件上花費過多的時間。實際上，對於羅馬歷史的第一世紀，維柯的評論與那些原初提出的並延續到他那個時代之後的評論之間存在著一個主要分歧。維柯的目標不是用歷史代替傳說式的奇聞軼事，而是理解制度的本質和這些制度變遷的途徑。他應用了兩個指導原則，我們在考察王室時代的歷史時已經看到過了：第一條原則，王室時代不是君主時代而是貴族時代，因此，英雄社會或貴族共和國的典型適用於這一時代；第二條原則，國王的名字是這個社會的制度的象征或「理想化人物」的體現。在維柯的評判中，我們會發現他不贊成把塞爾維多斯·圖利烏斯制定的戶籍法看成是公眾自由的基礎，盡管後來的羅馬人是這麽認為的。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制定的戶籍法確實是封建主們自由的基礎，因為憑著這個法規貴族們理應承認平民對他們的土地的非法定的使用權，和這種使用權結合在一起的是平民給貴族納稅，在戰爭中他們有責任為貴族提供無償的服務。朱尼烏斯·布魯圖斯用兩個任期一年的執政官或貴族制的國王驅逐了塔魁尼家族並取代了他們的統治地位，布魯圖斯復辟了羅馬共和國的最初形式；也就是說，他從僭主們的統治中解救了貴族，卻把人民置於貴族們的統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