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美麗而不幸的公主波立克辛娜，這位作為曾經富有而強大如今成為可憐的奴隸的普里阿摩的女兒，就會在他的墓前作犧牲，復仇的陰影就會喝幹她最後一滴無辜的血。在下界，當尤利西斯問阿喀琉斯喜歡什麽樣的國家時，阿喀琉斯的回答是「他願做最普通的奴隸，只要是活著就行！」

這就是英雄，這就是荷馬冠之以「無可指責」的永恒稱號的英雄，被贊之為希臘人所聽說過的英雄美德的典範。這種英雄的理性力量集中於矛尖之上，他們只能被歸於自我滿足的那一類人之中，我們今天說到這類人，就會說：這種人太完美了，以至於不食人間煙火。

如果荷馬史詩中的偉大人物和我們文明的本性不一致，那麽，他用的那些明喻通常來自於殘暴的野獸和野蠻的本性。如果他所描繪的生活是理智不起作用的兒童的生活，是想像力旺盛的婦女們的生活，是情感暴烈的魯莽青年的生活，並且此類故事充斥於《奧德賽》之中，這些故事可供老婆婆們哄小孩之用。

他所描繪的生活和故事阻止我們把神秘智慧歸於荷馬，那麽這些野蠻明喻的顯著成功確實不是受到任何一種哲學馴服和教化的心靈的性格。荷馬描述了各種各樣血腥的戰鬥，各種各樣嗜血的屠殺，這種殘忍野蠻的文風在《伊利亞特》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不可能通過哲學在人們心中營造出充滿慈愛與溫柔的境界來。

荷馬是誰？在古代作家中我們能找到什麽樣的關於他的看法？我們能從他的史詩中發現什麽事實？當一個不帶任何偏見的讀者在讀《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時，他無時無刻不覺察到那些過分的、前後不一致的陳述，無時無刻不被這些過分的、前後不一致的陳述所困惑。荷馬帶著我們忽這兒忽那兒，走過了漫長的歲月；一方面，我們發現了武力英雄阿喀琉斯，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了智慧英雄尤利西斯；我們既發現了英雄們殘酷、野蠻、兇猛、殘忍的一面，我們也發現了阿爾西諾斯的奢侈，卡呂普索的歡樂，海妖喀耳刻的愉悅，女妖塞壬的歌聲，求婚者的吃喝玩樂和他們對珀涅羅珀王後貞操的圍攻和侵犯。一方面，它向我們展示了粗野未開化的行為方式，另一方面，它向我們展示了珠光寶氣、絢麗多彩的服飾，精致的食品，和刻於石頭和金屬之上的藝術品；它既是一個嚴格的英雄社會；又帶有一些大眾自由的跡象。這種優雅的生活和野蠻殘酷的生活不相適應，在《伊利亞特》中尤其如此，這兩種生活同時屬於一位英雄。我們認為這兩種生活像這樣同時發生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從特洛伊戰爭時期的習俗跳到了駑瑪時期的習俗里，達到了既不連貫也不協調的程度，我們不得不假設這兩部史詩出自許多時代的很多人之手。地理的提示同樣是前後矛盾的，這同樣把我們帶進了多種多樣的、相距遙遠的物理環境之中。《伊利亞特》中那些事件的發生地位於希臘東部偏北的地方；《奧德賽》中那些事件的發生地位於希臘西部偏南的地方；還有，這兩部史詩的語言也是不一致的。盡管混淆了的方言存留在亞里斯塔球斯的修訂本中，這種混淆通過最離奇的假設給出了解釋，這種理論認為荷馬從希臘各民族的語言中抽取了他詞匯的組成成分。

然而，把詩變成關於作者的傳說是沒有價值的，希羅多德和普魯塔克都曾寫過荷馬的生平（我們假設希羅多德真的寫過）。關於荷馬的最基本的事實不為人知；確切地說，它涉及他們視之為希臘最偉大的名人，然而古人留給我們的資料卻使我們陷入黑暗之中。我們既不知道荷馬的出生日期也不知道他的出生地：希臘民族中的每一個都宣稱荷馬是他們的公民。有人說，荷馬是一位窮困潦倒的盲人，然而正是這些細節引起了我們的懷疑。朗吉努斯認為，《伊利亞特》是荷馬青年時代的作品，《奧德賽》是他晚年所作，這一爭論引起了我們的嘲笑。實際上，即使這種認識是公認的，有關荷馬的那兩個微小的細節——出生時間和地點仍是不知道的，這是最突出的問題。總而言之，評論家必須要問單獨一個人如何能在沒有書寫的時代完成如此之長的兩部史詩？其原因在於英雄時代的三個銘文，一個是安菲特律翁的，另一個是希波孔的，第三個是拉奧麥敦的，拉奧麥敦的銘文中提到了大量的由佛西斯寫的關於善的信仰，這三部銘文只是贗品，和偽造的假幣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