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說過，維柯之前的歷史研究不是輕信盲從就是沒有批判原則的。《世界編年史》的時代，以及無論多麽粗俗的無稽之談和任意偽造都被當作歷史接受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了。由少數幾個人文主義者撒下的種子已經在意大利知識分子中，在法蘭西的法律學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學派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所有的編年史學家、碑銘研究家、考古學家、地方志學者和地理學家，他們在17世紀里共同寫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關於古代歷史起源的文集。

正當語文學家們依此改進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補空白之際，培爾、封特耐爾、聖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許多人卻致力於傳播一種懷疑主義或者像人們稱呼它的那樣，傳播一種歷史皮浪主義（極端的歷史懷疑主義），這是唯理智主義哲學帶來的後果；這樣一來，預示著關於歷史的真理和功利之爭必以巨大的氣勢在接下來的世紀中產生。

後一種趨勢是吹毛求疵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一般說來，它的目的是瓦解歷史，因為歷史懷疑論很容易表現出一種適合上流社會和智者需要而提出佯謬的性格，它對研究的進展沒有多大貢獻，充其量，它也只是成功地產生了強烈的反作用。維柯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欣賞傳統和權威。從另一方面來看，評說早期的語文學者和文物工作者所作出的嚴肅努力的失敗也是唯一適當的事情。

他們重新整理證據，揭露明擺著的虛假，重構統治者和行政官員的花名冊，整理編年史，否認某些傳奇；然而，不知是由於純學者和語文學家的思想傾向還是因為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他們既沒有對古代歷史和原始歷史的感覺，也沒有傳達一種對古代和原始歷史的感覺。他們在細節問題上強盛有力，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軟弱無力。比如說，在書寫不為人知和沒有普及的時代，民謠文化是傳承歷史的一種方式，當一個卓越的天才領悟到民謠文化的重要性的時候，這一震驚激勵他從頭到腳重鑄自己的直覺和原始生活觀念，維柯就是這樣的人，他幾乎在閃念之間領悟到了確定性的哲學形式以及精神和社會生活的兩個階段，在實際的歷史中，與之對應的是晦暗不明階段與傳奇階段。

維柯從一種懷疑論出發，開始了自己的歷史研究，這種懷疑論與學者和民族的偏見有關，這些偏見一般涉及古代的事實和性格。在與這些偏見鬥爭的過程中，維柯擬定了一系列的原則或「格言」，這些格言顯然是受到了培根的假相的啟發，他們在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提出了類比的假相，維柯的研究首先是防止「宏大的意見」，這種宏論直到他自己的時代仍一直被堅持。關注最遙遠和鮮為人知的古代，一個天真的幻想，維柯把這種幻想的起源追溯到這一事實：當人類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態時，他就把自己提升為宇宙的準則。這是維柯與培根最相類似之處，準確地說，因為這種觀點與種族假相的類別一樣，在種族假相中思想依據擬人的類比而不是依據宇宙本身而使自身成為事物的準則，種族假相是建立在同樣意見基礎上的評論。

「以訛傳訛」，塔西佗的「不為人知之事皆為偉大之事」皆屬同類。從此以後，一種解釋古代風俗的習慣出現了，人們解釋古代社會的風俗習慣以期從中發現它們與現代文明生活的風俗習慣有什麽相似之處或優於現代的地方。因此，西塞羅尊崇早期羅馬人的人道主義，他們在戰爭中呼敵方為「客人」。他們沒有認識到，實際情況恰恰與此相反，那些客人是hostes（外邦人，民族的敵人），是異己者，是敵人。同樣，塞涅卡通過證明主人有善待奴隸的責任這一方式回憶道，「在古代社會里，主人被稱為家族之父」，好像父權家族不可以有這種本質的轉變，他們不僅要善待奴隸和仆傭而且要善待自己的孩子，他們對自己的孩子和奴隸一視同仁。

格勞秀斯為了展示古日耳曼人舉止優雅，他在這種偏見的指引之下搜集了大量的野蠻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殺人者只被處以幾個便士的罰金；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正是貧窮粗俗的奴隸之血不值錢的證據，準確地說，貧窮粗俗的奴隸是被這些法律提及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