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以上這些考慮，維柯懷疑荷馬本人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而是那些擅長寫詩的知名人士中的一個，古代社會的人把一大長串活動、工作和事件歸屬於他。

如果我們試圖把荷馬史詩看作是一個巨大的關於早期希臘人行為方式、風俗習慣的寶庫（其中藏有希臘英雄時代的歷史和希臘早期自然法的歷史），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個人的著作；如果我們不獨立地考慮一首詩而是設想整個詩的民族，不孤立地考慮一個創造活動而是考慮一個民族的詩歌在漫長歲月中的發展過程，那麽每一件事物就會各歸其位，並且變成可以理解的了。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寫作時間降至傳奇產生之後的第三個時期，那些極盡誇張之能事的傳奇也由這一事實得以解釋。在神學詩人的手中這些過分的傳奇是真實而嚴肅的，英雄詩人改寫並訛用了它們，在以訛傳訛的狀況之下，這些傳奇被收編進了兩部史詩之中。如果我們考慮寫作的各個時期，也就是說考慮代表原始希臘的早期和晚期的「青年荷馬」和「老年荷馬」，那麽，各種各樣的習俗就會得以解釋。

荷馬出生地點和去世地點的多樣性以及他的方言的多樣性由這一事實解釋清楚了：不同的民族創造了這些民歌。最後，為什麽每一個希臘民族都宣稱荷馬是自己的公民，答案是這些民族有它們自己的荷馬；為什麽荷馬被稱為瞎子和乞丐？因為在集市間往來穿梭吟誦故事的歌唱者被稱為盲人和乞丐是當時的一個慣例。這樣一來，為了正確地理解荷馬，我們必須讓荷馬消失在希臘諸民族之中，並把他看作是一種觀念或英雄性格；就行吟詩人們以敘事歌的形式講故事而言，他們是典型的希臘人。因此，那些過去只能引起混亂並且看似沒有道理的關於荷馬的事實，一旦被理解，就變成了現在重新發現的荷馬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成分。

總之，後一個荷馬被盛贊為我們所知的最早的希臘歷史學家。在荷馬那里，我們有了歷史和詩的原初同一性的證據，證實了斯特拉博的斷言——在希羅多德之前，甚至在米利都的赫卡塔尤斯之前，希臘諸民族的歷史是由他們的詩人來寫的。在《奧德賽》的兩個精彩段落中，一個人因善講故事而受到贊揚，並且作為一個音樂家和歌唱家而講故事。 

維柯沒有深入細致地研究荷馬史詩精心制作的方式。他好像傾向於兩個主要的詩作者，一個是希臘東北部的土著，寫了《伊利亞特》，另一個是希臘西南部的土著，寫了《奧德賽》；維柯把「荷馬」之名，理解為傳說的作者和編纂者。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由於維柯只是在純粹理想的層面上理解荷馬這個名字，所以我們不必排除這種理解的合理性：這兩個荷馬依次代表著兩種詩的潮流，兩個民族群體或兩個大眾歌唱家的團體。呈現在維柯面前的歷史人物的形象是狂詩吟誦者，他們獨自一人穿行於希臘集市和城邦之間，吟誦著荷馬的歌曲。從這些傳說最初形成到庇西斯特拉圖人把它們分開排成兩組，到《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年代，歷史事實清楚地表明，在他們那個時代，只有大量混亂不堪的素材，從那時起，它們注定要由荷馬史詩吟誦者在泛雅典娜節上吟唱。

然而，從實質上來理解，維柯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把荷馬這個人解析為一個神話或一個理想化的人物，或許這種解析是真的，事實也的確如此。從他所觀察到的，並且並非總是準確地觀察到的前後不一致來看（加之，這些不一致並不重要，因為他所注意到的不準確之處可以很容易被他所忽略的正確陳述所抵消），決不能從邏輯上嚴格地推論出對荷馬這個一篇或兩篇史詩的主要作者的存在的否定。這些前後矛盾之處也許可以用來證明，詩人或詩人們是以傳統素材積累以及時間和地點的各種各樣起源的豐富儲備為依據進行加工的，他們沒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依次排列，而是打亂並扭曲了事件的順序。荷馬是一個或幾個詩人，甚至是許多詩人，或者是一位才華出眾的民歌編輯，或者是一群能幹的編輯組成的團體：因為沒有文獻證據，這些假說及類似的假說都由有力的論證暗示出來，以後的人都這麽做，也都支持這種觀點，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對這些詩的題材所經歷的漫長而艱辛的歷史起源的發現，是建立在把荷馬變成一個理想人物的基礎上，正如它也建立在由維柯企圖作出的其他解決的基礎上。在這種意義上，它們也許真應該被稱作是整個希臘民族的詩人們精誠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