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人與民謠歌手沒有什麽差別，這一發現是正確的。同理，我們無需在維柯所猜測的荷馬和赫西俄德的生活年代問題上停留太久，也不需逐字逐句地採用他把抒情詩分成三個時代的觀點。

也就是說，宗教贊美詩、為死去的英雄唱的安葬曲以及抒情詩或「小調」是互相獨立的，最後一種包括品達體裁的詩，在希臘人崇尚虛誇的時代，這種品達詩得到賞識並盛行一時，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人們吟唱這些詩。在這里，維柯仍然關注原始抒情詩和高雅詩或文明的抒情詩之間的差別。維柯把悲劇的起源歸屬於對酒神的贊美歌或戲劇中的諷刺性作品，這類作品沒有實例流傳至今。

維柯還對他那個時代在坎帕尼亞收葡萄的季節仍然能見到的村俗和古代的村俗進行了比較，他發現了悲劇和史詩之間的聯系。悲劇發端於英雄精神死亡之際，它通過從屬於荷馬的詩而完善自身，從荷馬的人物特征中獲取靈感，同時盡量避開那些原創的特征。古老的喜劇與悲劇關係密切。

像悲劇一樣，喜劇源於合唱，它保留了合唱的古風，表現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和實際的活動。從另一方面來看，新喜劇是在一場深刻的精神變革之後被分化出來。在這里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到哲學的影響。概念的、理性的共相取代了想像的種；麥南德和其他生活在希臘歷史上最富有人性的時期的新喜劇詩人們，從人類生活中提取出概念的種，並在他們的喜劇中描繪它們，人們感受到蘇格拉底哲學的氣息忽略了這些種概念。新喜劇的人物被投放到一個模子里，他們所擁有的只是私人的性格而沒有公共的性格。合唱代表的是公眾和關於公眾事物的爭論，可是在新喜劇中它卻沒有立足之地了。大概就是從這個時代起，人們開始嘗試著把擁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化的英雄嵌進詩中。亞里士多德對荷馬史詩中個性鮮明的人物記憶猶新，他依舊堅持這樣的寫詩原則——悲劇中的英雄既不應太好，也不應太壞，而應該是一個偉大優點和重大缺陷的混合體。但是，後來的詩利用了哲學家們創造的概念，創造了「美德英雄主義」，這種英雄可以稱之為「豪俠」。因此，他們要麽創造出全新的傳奇，要麽利用過去的傳奇，過去的傳奇原初地把自身呈現於那具有近乎苛刻而嚴厲形式的民族奠基者面前，通過適當的方式來柔化他們。豪俠其實就是希臘田園詩中的「牧羊人」，拜恩和莫蘇斯因多愁善感而浪費了光陰。維柯廣泛地研究了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他發現詩和散文之間的界限是如此的壁壘森嚴以至於沒有一位古代作家曾經既寫演講又寫詩，這也許是一條規則，西塞羅寫的那首令人沮喪的詩（ridenda poemada）是個例外；維柯盡量用本國的習慣來解釋這一事實，生活習慣迫使演講者避免高貴的教化和流於空泛的表達方式，因為這會使人民感到困惑，同時也有礙於他們全面而清晰地理解爭辯的觀點。

維柯在希臘文學上投入的精力比在羅馬文學上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原因是希臘文學為他提供了更多的原始文獻，他探明了拉丁文學和希臘文學起源的某種相似性。在拉丁語中，第一批詩人和作家是塞里人，他們是祭祀詩人在一種民族文化創立之初，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在原始宗教時期神是唯一值得贊美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