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最早的拉丁文殘篇斷簡中保留著塞里人的頌歌，這些頌歌帶有六步韻詩的痕跡。

在有關羅馬人慶祝勝利的記錄中，也找到了同樣的韻律，諸如路西斯·阿米留斯·里基留斯的詩句「在偉大的決戰中一決雌雄，給敵人以重創」和阿西留斯·格拉伯里奧的「威猛的軍團使敵人潰不成軍」。

最早的羅馬詩人也吟唱真實的故事：李維·安德羅尼庫斯和他的包含早期羅馬歷史記錄的羅馬之歌是這樣，尼烏斯和後來的描述布匿戰爭的厄尼烏斯也是如此。

諷刺詩針對的是現實的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臭名昭著的人。然而，羅馬人不同於希臘人之處在於羅馬人以一種更適度的步伐前進，不作出從野蠻到柔順的跳躍和突然的轉變：這樣他們就會完全失去諸神的歷史（瓦羅稱之為羅馬的「模糊時代」），只保留他們的英雄歷史，按通常的說法，英雄的歷史一直延續到巴布利安法和培提利安法時期。

像維吉爾這樣有教養的詩人所寫的著作是羅馬文學最卓越的表現，維柯羨慕維吉爾關於英雄時代的淵博知識，但是他說，就作詩的能力而言，維吉爾不能與荷馬相提並論；維柯同意普魯塔克和朗吉努斯的判斷，但是不同意新古典主義評論家們的觀點。賀拉斯是另外一個有教養和思考能力的詩人，他像希臘虛誇時代的品達一樣，是在羅馬歷史上最虛誇的時代——奧古斯都時代寫頌詩的詩人。

《聖經》的文獻為維柯研究原始詩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素材；當他發現詩是包括希伯來人在內的所有民族的原始語言時，他確實在原始詩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進步。他還發現摩西沒有利用埃及術士們的神秘智慧並且「用與荷馬史詩一樣的風格寫自己的歷史，摩西的絕妙措辭勝荷馬一籌」。但維柯馬上放棄了這一課題，他好像本能地猜出了應該怎樣看待《舊約全書》，就像他看待《伊利亞特》一樣，摩西與荷馬類似。因此，他願把自己的熱情傾注上帝向摩西描述自身——「我是存在者」的段落里，他把「我是存在者」歸為只有希臘人才能得到的形而上學的深刻性，因為柏拉圖把上帝構想為「存在」，直到最近時期的拉丁人對此仍一無所知，因為「ens」[2]不純粹是個拉丁詞，它屬於低劣的拉丁詞。他滿足於強調指出，希臘人在受迷信和自然法統治的時代，上帝給了希臘人民一部法典，這部法典是如此充滿著關於神聖教條的力量和如此洋溢著關於正義實踐的人性精神，甚至在希臘歷史上最富有人性的時代，像柏拉圖那樣的人也未能構想出這樣的法典，像阿里斯泰德這樣的人也未能貫徹它。這部法典有十項主要的法令，其中蘊涵著凈化人性的卓越思想和以這一思想為基礎的永恒的普遍的正義，它能通過風俗習慣而形成一種性格，就像最偉大的哲學家們歷盡艱辛推理出的準則一樣。由此，希奧弗拉斯特斯稱希伯來人是天生的哲學家。如果我們假定維柯讀過斯賓諾莎的那本令人憎惡的《神學政治論》（在那本書里希伯來的先知們被說成是沒有崇高思想的人，盡管他們的虔誠得到了認可），那麽隨著「信仰意志」而來的成功就是令人矚目的了。斯賓諾莎堅持認為希伯來的先知們僅僅是在教導極其簡單的事物，其實任何人都能輕而易舉地發現這些東西，先知們用一種文體來修飾那些平常事物並通過推理來支撐它們，幾乎是處心積慮地去打動眾人的心靈，讓他們為上帝獻身；他還認為上帝顯現給摩西的法律只是猶太人的特殊政府制定的法律；他開始檢驗《聖經》的文本、《舊約全書》的真實性以及各種版本的作者。我們幾乎可以冒昧地說，斯賓諾莎關於《聖經》的評論給維柯某種提示，使他心領神會而作出了對荷馬史詩的精神和構成的評論。不過，維柯在完成了從神聖歷史向凡俗歷史，從摩西到荷馬的轉化之後，又義無返顧地面對從荷馬到摩西，從凡俗歷史到神聖歷史的反向過渡，這是事實。

【注釋】

[1]意思是指最偉大的人也可能犯小錯誤，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譯者注

[2]譯為「存在，本質，本體」。——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