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人類種族起源的想像的歷史與維柯對《聖經》的辯護並行不悖。他不失時機地舉證，從世俗的源泉到證實關於神的歷史的陳述。比如說，對大洪水和巨人族的確認就是由希臘和其他民族的類似的傳說提供的。神授的政體在大洪水前後偶然出現在希伯來人的政治中，這種政體不是明確地被凡俗的歷史提及，而是僅被詩人在他們的故事中含糊不清地間接提到。

還有，因為希伯來人過著與真正的上帝直接接觸的生活，所以他們對占卜一無所知，然而迦勒底人卻有一個依照眾星運行得來的巫術或占卜體系，歐洲諸民族也有一個占卜儀式的體系。在所有這種事情的努力中，人們確實感受到一個理解或不理解的意志；一種自我困擾和對信仰的刺激。在開化的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信徒當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再有，維柯在對語法形式的歷史起源的說明中說道，動詞起源於命令式，父親向妻子、孩子和奴隸發出的單音節的命令，維柯從中得出了基督教真理的間接例證，因為在過去時態的第三人稱單數里總是能發現希伯來動詞的詞根；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一個家長一定以獨一無二的神的名義向他的家庭成員發號施令。在維柯看來，「這是一道令那些認為希伯來人是來自埃及的移民者的作者驚慌失措的電光。

自希伯來方言建立之初，它就在獨一無二的神里有自己的起源」。然而，實際情況是，這些電光沒有落到不信神的人頭上，僅僅照亮了貧乏的論證，維柯為《聖經》的辯解依賴於這些論證，甚至和維柯的觀點相似的人也有賴於這些論證；客觀地說，由於宗教顧忌而引起的對神聖歷史和凡俗歷史的劃分和這種劃分的一個結果是教條主義，其中夾雜著無端由的假設和辯護，另一個結果是批評的對待，這一切產生了並且依然產生著難以磨滅的印象，即神的歷史從人類科學中孤立出來不是由於科學的軟弱無能而是由於神的歷史的軟弱無能；那就是說，神的歷史沒有能力把自身原封不動地保存在科學的範圍之內。一個宗教顧忌很少像這樣危及宗教事業。

然而，維柯太真誠，太需要把一種科學觀念添加到他天生的反感之中了，以使他能成為塞爾登或波蘇特，因此，他為神的歷史所做的辯解和他與神的歷史的協調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只是一個插曲，一個可能被忽略掉的插曲。另一方面，因為他不贊成將哲學和歷史當作全部凡俗歷史來處理，也不贊成依據進步的基本標準來表征複雜的歷史運動，他唯一的目標就是從他的哲學展示給他的觀點中尋找事實證據，即演化和重演的觀點，心靈的永恒過程和永恒階段。這正是維柯的力量所在。在這里他能認識到法律、習俗、詩和神話，以及整個社會和文化構成的特殊性格，如果不嚴格的話，可以說是個別性格，而它們的歷史直到他自己的時代已完全被人們所誤解。正因如此，在敘述歷史時維柯一定要迫使自己去強調某些屬於各民族和各時代所共有的事實論據的共同特征。

維柯在《新科學》中說：「羅馬人和希臘人的法律和行動的全部歷史不是按它的特性和時間先後敘述的，而是遵循著表達方式的多樣性和表達意圖的一致性原則敘述的。」在其他地方，維柯又說：「這些事實是模仿著範例舉出來的，因為人們憑原則理解這些事實。」「要弄懂由不可勝數的大量的後果所證實的原則，必待我們的其他著作問世，這些著作要麽是尚未出版，要麽正在出版之中。」

換句話說，眾所周知，《新科學》既有哲學的一面，又有描述的或經驗的一面，即在歷史中舉例說明，其中羅馬人的形象不僅僅代表著羅馬人，他們具有與希臘人還可能與日本人共同的本性，在國王統治下的歷史或共和時期的早期羅馬歷史證明了羅馬史與中世紀最初幾個世紀的歷史有密切關係；還有，荷馬不僅僅是荷馬，他是原始詩的模範。歷經數個世紀，在但丁那里，荷馬找到了自己的兄弟並受到了他的歡迎。因為從經驗的角度來看，歷史根本就不是由這些相似構成的，所以這種相似立刻成了一種力量和限制；但是，如果沒有對這些相似的領悟，我們怎麽能確定那些差別呢？

但丁不是荷馬，男爵不是「羅馬的奴隸主」，雅典的梭倫不是羅馬的巴布里琉斯·菲羅；但肯定地說，但丁與荷馬的聯系在某些方面比彼得拉克與荷馬的聯系更密切，早期的男爵更接近羅馬的奴隸主而不是後來的達官顯貴，梭倫更像是羅馬護民官或獨裁者而不是他通常被列入其中的希臘七賢中的任何一個。發現這些相似意味著否認或拒絕任何一種更膚淺的相似性，同時也意味著，通過指明其相近之處而於其中發現真理，從而為獲取個性知識而鋪平道路。維柯是在對歷史事實進行分類而不是敘述和描寫歷史事實；並且，分類一個跟著一個；這些分類可以被膚淺的思想或是被深刻的思想緊急征用。不過，《新科學》的歷史層面以深刻的分類取代了膚淺的分類，因而是一次偉大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