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頂何不成花園？ 

可以從各種角度判斷一個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劇院、公園、體育場裏，還是滿處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沒處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體育館那樣空敞地帶，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邊乘涼，有的赤背，有的手搖芭蕉扇。我估計這景象可能不限於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們是熱得無可奈何，可又覺得實在有礙觀瞻。 …

煞風景 

你能設想在秦始皇陵兵馬俑中間架起一尊迫擊炮，或在周銅漢瓦旁邊擺上一臺錄音機嗎？然而這樣的事正在天壇發生。在巍峨輝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氣派萬千的方場中央，距離白玉欄桿數米處，近來一直停放著一輛桔黃色的小轎車。車身油漆剝落，車窗也已破，是用馬糞紙堵著。據說放在那裏的用途是：供遊人站在車旁，以高峻雄渾的古建築為背景，拍時髦照片！ 

看來文物名勝的保護，不僅僅是個禁止遊人在墻上留名題字的問題。 

後無來者 …

一個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車上有元讓座的風尚，地上有無痰跡，售貨員對顧客禮不禮貌，路人拾金味不昧等等。這些，每一項都可成為考核的標準。但我認為最起碼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範圍很廣。在紐約，晚十點以後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鐵了，因為夜靜人稀，在車廂裏或車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搶劫甚至傷害。這樣的城市，樓房再高，霓虹燈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間，有人勸我出門不可戴手表，說曾有壞人看中了誰的手表，就跟蹤到公共廁所裏，為了搶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斷。 …

（前言）日本東洋大學今富正巴教授要把《北京晚報》去年連載的《北京城雜憶》編入教材，囑我寫個前言。今年是史無前例和暗無天日的那場特大災難結束的十周年。我正一肚子話沒地方消散，就借題發揮如下。這是前言的前言吧。

像北京這樣一座歷史名城，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寫。為旅遊客人，可以專談眼下的北京：從名勝、街道到土特產。也可以就史地風物寫寫往日的老北京。這兩種寫起來雖然也不容易，可總歸是就新論新，就舊論舊，下筆時不必怎麼躊躇，心裏可以踏實。

《北京城雜憶》不是知識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舊的北京之間，以撫今追昔的心情，來抒寫我的一些懷念和感觸。這裏就存在著一個今昔對比問題。

 …

1928年冬天，我初次離開北京，遠走廣東。臨行，一位同學看見我當時穿的是雙舊布鞋，就把他的一雙皮鞋送了我，並且說：“穿上吧，腳底沒鞋窮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多少年來，我常想起他那句話：可不能給咱們北京丟人現眼。真是飽含著一個市民的榮譽感。 

在美國旅遊，走到一個城市，有時會有當地人士自盡義務開著自己的車來導遊。1979年在費城，我就遇見過這麼一位。她十分熱情地陪我們遊遍了市內各名勝和獨立戰爭時期的遺跡。當我們向她表示謝意時，她意味深長地回答說：“我家幾代都住在這兒，我愛這個城市，為它感到自豪。我能親自把這個偉大的城市介紹給你們，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快樂。”

 …

說起北京的魅力來，我總覺得“吸引”這個詞兒不大夠。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國作家哈羅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過書，編譯過《現代中國詩選》。1940年他在倫敦告訴我，離開北京後，他一直在交著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總巴望著有回去的一天。其實，這位現年已過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幾年，可是在他那部自傳《一個審美者的回憶錄》中，北京卻佔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書寫得最動感情的部分。 

使他迷戀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這座古城的整個氣氛。 …

節日往往最能集中地表現一個民族的習俗和歡樂。西方的聖誕、復活、感恩等節日，大多帶有宗教色彩，有的也留著歷史的遺跡。節日在每個人的童年回憶中，必然都佔有極為特殊的位置。多麼窮的家裏，聖誕節也得有掛滿五色小燈泡的小樹。孩子們一夜醒來，襪子裏總會有慈祥的北極老人送的什麼禮物。聖誕淩晨，孩子們還可以到人家門前去唱歌，討點零花。 …

世界上像北京設計得這麼方方正正、勻勻稱稱的城市，還沒見過。因為住慣了這樣布局齊整得幾乎像棋盤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轉向。瞧，這兒以紫禁城（故宮）為中心，九門對稱，前有天安，後有地安，東西便門就相當於足球場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鐘鼓二樓，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壇。街道則東單西單、南北池子。全城街道就沒幾條斜的，所以少數幾條全叫出名來了：櫻桃斜街，李鐵拐斜街，鼓樓旁邊兒有個煙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挨著個兒編號：頭條二條一直到十二條。可又不像紐約那樣，上百條地傻編，北京編到十二條，覺得差不離兒，就不往下編了，給它叫起名字來。什麼香餌胡同呀，石雀胡同呀，都起得十分別致。 …

現在講服務質量，說白了就是個把方便讓給櫃臺裏的，還是讓給櫃臺外的問題（當然最好是裏外兼顧）。這是個每天都碰到的問題。比方說，以前牛奶送到家門口，現在每天早晨要排隊去領。去年還賣奶票呢：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來不及去取，奶票還可以留著用。現在改寫本本了，而且“過期作廢”，這下發奶的人省事了，取奶的人可就麻煩啦。 

“文革”後期上干校之前，我跑過幾趟廢品站，把劫後剩余的一些夠格兒的破爛，用自行車老遠馱去。收購的人大概也猜出那時候上門去賣東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幫，所以就百般挑剔，這個不收，那個不要。氣得我想扔到他門口，又覺得那太缺德，只好又馱回去。 …

每逢走過東四大街或北新橋，我總喜歡追憶一下五十年前那兒是個什麼樣子。就拿店鋪來說，由於社會的變遷，不少行當根本消滅了，有的還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築行當裏專搭腳手架的架子工來說，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當。五十年代我在火車上遇過一位年近七旬的勞模，他就是為修頤和園搭佛香閣的腳手架立的功。現在蓋那麼多大樓，這個工種準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兒有大樓蓋呀。那時候幹這一行的叫“搭棚的”。辦紅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闊人家院裏就都搭起涼棚來了。 …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問英國漢學家魏禮怎麼不到中國走走，他無限悵惘地回答說：“我想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唐代中國的形象。”我說，中國可不能老當個古玩店。去秋我重訪英倫，看到原來滿是露天攤販的劍橋市場，蓋起紐約式的“購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風貌，也頗有點不自在。繼而一想，國家、城市，都得順應時代，往前走，不能老當個古玩店。 

為了避免看官誤以為我在這兒大發懷古之幽思，還是先從大處兒說說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溫故而知新。 …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國詩人奧斯伯特·斯提維爾寫過一篇《北京的聲與色》，把當時走街串巷的小販用以招徠顧客而做出的種種音響形容成街頭管弦樂隊，並還分別列舉了哪是管樂、弦樂和打擊樂器。他特別喜歡聽串街的理髮師（“剃頭的”）手裏那把鉗形鐵鉉。用鐵板從中間一抽，就會吡啦一聲發出帶點顫巍的金屬聲響，認為很像西洋樂師們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販子手裏的拔啷鼓和珠寶玉石收購商打的小鼓，也都給他以快感。當然還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長號。他驚奇的是，每一樂器，各代表一種行當。而坐在家裏的主婦一聽，就準知道街上過的什麼商販。最近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還廣播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北京胡同音響為主題的交響詩，很有味道。 

囿於語言的隔閡，洋人只能欣賞器樂。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聲樂部分——就是北京街頭各種商販的叫賣。…

五十年代為了聽點兒純粹的北京話，我常出前門去趕相聲大會，還邀過葉聖陶老先生和老友嚴文井。現在除了說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話了。雖然未免有點兒可惜，可我估摸著他們也是不得已。您想，現今北京城擴大了多少倍！兩湖兩廣陜甘寧，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數民族”啦。要是把話說純了，多少人能聽得懂！印成書還能加個注兒。臺上演的，臺下要是不懂，沒人樂，那不就砸鍋啦！ 

所以我這篇小文也不能用純京白寫下去啦。我得花搭著來——“花搭”這個詞兒，作興就會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話摻著來。 …

如今晚兒，刨去前門樓子和德勝門樓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誰還用這個“城”字兒！我單單用這個字眼兒，是透著我頑固？還是想當個遺老？您要是這麼想可就全擰啦。 

咱們就先打這個“城”字兒說起吧。 

“市”當然更冠冕堂皇嘍，可在我心眼兒裏，那是個行政劃分，表示上頭還有中央和省哪。一聽“市”字，我就想到什麼局呀處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橋呀地壇呀，東安市場裏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蘆小金魚兒什麼的。所以還是用“城”字兒更對我的心思。

 …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爛紙為生的老漢。他一邊在草叢間尋覓冰棍紙，一邊跟我嘮叨起來：“那十年，哪兒用得著這麼東一張西一張地拾！隨便跟哪個機關學校掛上鉤，就沒饑荒啦！這邊剛糊滿一墻，那邊兒就又覆蓋上一層。一個往上貼，一個就蘸著紅墨水往上畫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報！字兒寫得比饅頭還大。那陣子費不多大力氣，一個月從廢品站那兒少說也拿個兩百塊！”

隨後，他嘆了口氣。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為文字工作者，我有時懊悔當初沒搞個本本，抄錄一下那成千上萬張大字報上的語言。倘若有那麼一份資料，如今風平浪靜了，坐下來研究一下那鴻文中的邏輯以及硬把文字當手榴彈迫擊炮使用的表達方式，今天該可以寫成一篇多麼有趣而又富有意義的文章啊！…

浩劫之後，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個願望：說真話。巴金甚至用“真話”當作書名。把真話憋在心裏，一憋經年，確實比孕婦難產要痛苦多了。難產者所面臨的，僅是個生不出的問題，她不需要生個假娃娃；而不能講真話，往往就還得違心地編造一番假話。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話確已絕跡。由於那種窒息的氣氛以及像遇羅克那樣講真話者落到的悲慘下場，人們不但上意識習慣於講假話，連下意識也不放松警惕了。

這裏要講的不是一個人酒後或在夢中，而是在彌留時刻。只一兩分鐘他就與世長辭了，然而在昏迷中他還說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話才咽的氣。…

當連長的要是想讓他帶的連在大隊裏出人頭地，就得培養出個把標兵。對象當然得一貫革命，歷史清白，出身越苦越好。連裏要出個標兵（也就是英雄），那可人人光彩。

然而同是五七戰士，條件大同小異，到底突出誰好？萬一樹錯了，惹起公憤，可就弄巧成拙啦。

剛下去，有位同志沒使過柴油機，一下子把整排門牙全崩掉了，血流滿身，他還不肯讓包紮，要接著干，突出地表現了五七戰士的革命氣概。把他樹立成標兵，沒人能說個“不”字兒。

盡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幾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畢竟屬於事故，不便過分推廣號召，不能靠那來樹標兵。這麼一來，連長抓耳撓腮了。…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戲劇家。一身皺巴巴的藍制服，山東口音，是位純樸的老人。可二十年代當我還是娃娃時，他就已在文壇上活躍了。其間，為了革命，他坐過不少年牢。本來他早就擱筆不寫戲了，偏偏在“史無前例”的兩年前，他寫了個歷史劇，而且一下子就轟動了。老頭子說，總算打響了一炮。誰知這裏竟伏下了莫大禍根。

由於運動前夕他就被點過名，所以同我這個摘帽右派一樣，是理所當然的重點。只要開鬥爭會，不拘大小，從沒漏過他。開的既然是鬥爭會，那麼照例都得掛牌子，噴氣式。皮肉之苦總是難免。

干什麼都得有個目標——生產上叫指標。當時，罪大惡極莫如反對主席。鬥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認戲裏的壞皇帝影射的是億萬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個目的達不到，當然就誓不罷休。…

我總覺得六六年開始的那場災難，起初有點神出鬼沒。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戲劇電影的碴兒。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級龍卷風，在汪洋大海上來回轉悠。當時象我這樣反正準備挨鬥的，心裏固然緊張；就是摩拳擦掌準備鬥人的，心裏也未必有個譜兒。

六月就糊裏糊塗地進了個集訓班。學員足有七百：唱戲的，畫畫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濟濟，應有盡有。說明都是黑線人物，為了“背靠背”才把我們同革命群眾隔離開。可進去之後，最初倒更像個夏令營：床鋪干凈，飯食可口，晚上還有電影看。不許出大門，可周末又有大轎車接回城同家人團聚。上下午開會學習也是一片和風細雨。大家都使勁抖落身上的“修”菌。大會鬥重點對象時，有些小演員數落起大干部，也相當於一挺輕機關槍。然而《十六條》寫得明明白白：要文鬥不要武鬥。所以心裏是踏實的。…

仿佛剛開完春風爛漫的神仙會，遠處又雷聲滾滾了。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啊！敵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團中央機關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畫上玩起花樣！孩子說，那水紋清清楚楚地寫著“反動派萬歲”。其實，我翻過來掉過去，始終也沒看出什麼字樣。而且，反動派咋會叫起自己“反動派”來呢！可孩子說，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長”發現的。認不認出來，就看自己對中央首長的感情了。這麼一來，我只好說，看見了，看見了。

接著，孩子回家又傳出：火柴盒上也出現了反動標語。還有，那個挺好聽的《紅旗頌》唱不得了，原來它的主旋律是“滿洲國國歌”，唱了就等於頌揚王道樂土！

接著，五八年印行的幾部長篇也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來。有反黨的，有反社會主義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來並不雷同，但都夠進毒草行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