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日本東洋大學今富正巴教授要把《北京晚報》去年連載的《北京城雜憶》編入教材，囑我寫個前言。今年是史無前例和暗無天日的那場特大災難結束的十周年。我正一肚子話沒地方消散，就借題發揮如下。這是前言的前言吧。

像北京這樣一座歷史名城，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寫。為旅遊客人，可以專談眼下的北京：從名勝、街道到土特產。也可以就史地風物寫寫往日的老北京。這兩種寫起來雖然也不容易，可總歸是就新論新，就舊論舊，下筆時不必怎麼躊躇，心裏可以踏實。

《北京城雜憶》不是知識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舊的北京之間，以撫今追昔的心情，來抒寫我的一些懷念和感觸。這裏就存在著一個今昔對比問題。

十年前，編輯即便給我叩三個響頭，立下字據，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寫，不敢寫。因為這裏明顯地存在著一個陷阱，一頂潛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家夥，人家在破四舊，你卻為四舊招魂，豈不罪該萬死！

那時候，天地分陰陽，人世分無資；好就全好，壞就全壞；而且好壞全憑欽定。知識分子成了莎士比亞《馴悍記》裏的凱瑟麗娜，張春橋、姚文元是手持鋼鞭的彼特魯喬。中午時晌，他們指著太陽說：“這是月亮。”就得唯唯諾諾地跟著說，是月亮。那時我們寧要社會主義的稗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大豆高粱。那時候，筆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實卻是漆黑一團。

這十篇“雜憶”本身，無足掛齒。但我竟然寫了，而且不是昧著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寫了，這本身也表征著像我這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我在逐漸擺脫那種非陽則陰的思想方法，不掩飾對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戀，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談十年來中國大地所起的變化，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擺脫著那種小媳婦的戰戰兢兢的心情，開始學著說點真話這個變化，其重要性可不亞於那雄偉的經濟建設。

從大的方面，我當然更愛今天的北京。我坐過張作霖的牢房，也見過街頭的餓浮。那時候，大官兒出來要戒嚴，前門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場。在大的方面，新舊設的可比。所以當我眼睜睜看著我爬過的城墻和城樓給拆成平地時，我一邊往心裏掉眼淚兒，一邊寬慰著自己說，只要能讓人人都吃上飯，拆什麼怎麼拆都成。

近來我又想：一個城市要趕上時代，有些東西就得忍痛犧牲掉。什剎海吃不著河鮮了，七月節也不再放荷燈。要現代化，就得扔掉些東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當我看到有人在講衛生的橫幅標語旁邊照樣吐痰，每當我看見人們圍起來像看耍猴的那麼看鬥毆的，卻沒人出來勸解，每當我看到售貨員半邊笑臉對熟人，半邊核臉對顧客的時候，我就詛咒那幫打著“興無滅資”旗幟的家夥們。他們把散發著芬香的花盆砸個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眾，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爛泥，最可怕的是把人與人之間異於禽獸的那種相互體貼謙讓消滅殆盡，把人間化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只禿筆，但我想用它喚回北京市民的榮譽感，喚回東方人的尊嚴。

一九八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