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性的意義

西方學者每分舞為模擬式的與操練式的二種，這又是文明人的主觀看法。二者在形式上既無明確的界線，在意義上尤其相同。所謂模擬舞者，其目的，並不如一般人猜想的，在模擬的技巧本身，而是在模擬中所得的那逼真的情緒。他們甚至不是在不得已的心情下以假代真，或在客觀的真不可能時，乃以主觀的真權當客觀的真。他們所求的只是那能加強他們的生命感的一種提煉的集中的生活經驗——一杯能使他們陶醉的醇醴而酷烈的酒。只要能陶醉，那酒是真是假，倒不必計較，何況真與假，或主觀與客觀，對他們本沒有多大區別呢！他們不因舞中的「假」而從事於舞，正如他們不以巫術中的「假」而從事巫術。反之，正因他們相信那是真，才肯那樣做，那樣認真地做（兒童的遊戲亦復如此）。…

所當注意的是，畫家所想盡方法而不能圓滿解決的光的效果，這里借野火的照明，卻輕輕地抓住了。而野火不但給了舞光，還給了它熱，這觸覺的刺激更超出了任何其他藝術部門的性能。最後，原始人在舞的藝術中最奇特的創造，是那月夜叢林的背景對於舞場的一種鏡框作用。由於框外的靜與暗，和框內的動與明，發生著對照作用，使框內一團聲音光色的活動情緒更為集中，效果更為強烈，借以刺激他們自己對於時間（動靜）和空間（明暗）的警覺性，也便加強了自己生命的實在性。原始舞看來簡單，唯其簡單，所以能包含無限的複雜。

律動性的本質…

一場原始的羅曼司

假想我們是在參加著澳洲風行的一種科羅潑利（Corro Borry）舞。

灌木林中一塊清理過的地面上，中間燒著野火，在滿月的清輝下吐著熊熊的赤焰。現在人們還隱身在黑暗的叢林中從事化裝。野火的那邊，聚集著一群充當樂隊的婦女。忽然林中發出一種坼裂聲，緊跟著一陣沙沙的摩擦聲——舞人們上場了。闖入火光圈里來的是三十個男子，一個個臉上塗著白堊，兩眼描著圈環，身上和四肢畫著些長的條紋。此外，腳踝上還系著成束的樹葉，腰間團著獸皮裙。這時那些婦女已經面對面排成一個馬蹄形，她們完全是裸著的。每人在兩膝間繃著一塊整齊的鼠皮。舞師呢，他站在女人們和野火之間，穿的是通常的鼠皮圍裙，兩手各執一棒。觀眾或立或坐的圍成一個圓圈。…

據我所知，斯蒂格勒來過這幾次日本，讓我一一列舉：

• 2005 年 5 月 12 日，“技術與時間：貝爾納爾・斯蒂格勒的著作”
• 2007 年 5 月 7 日，國際會議“無處不在的亞洲媒體轉型”（Ubiquitous Ｍedia Asian Transformation）上的演講《什麼是愛好者？》（譯註：斯蒂格勒提出在研究領域以 Amatorat 的稱呼代替 amateur [業餘愛好者]，以避免可能造成的貶義。另，日本影評人蓮實重彥也參會了）…

我想我和斯蒂格勒都非常感同身受的，是 1970 年代的生存狀態；像他説的那樣，那是一個“槍桿子的年代”（les années de plomb。譯註：法國、意大利等國充滿政治恐怖主義的時期）。年青人的探索一走到底，就會發現這是個非常閉塞的世界，可以説是“晴空亂流”（譯註：air pocket，原指飛機遇到氣阱而驟跌，這里應是指在社會中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時代。他和我都有通過思想的嘗試，在那個對現在仍有影響的可怕的時期里，尼采式地療治自己的經驗。（至於我的療治經驗，可以點這里 [譯註：這是作者對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的評論]）

四壁徒牆的五年牢獄生活，造就了哲學家貝爾納爾・斯蒂格勒。如今這已廣爲人知。有一天，他開始打聽能不能在獄中學習，當然這在日本的監獄是不可能的。當時的答案則是可能的。但他説：…

有趣的是，研討會後，我們去澀谷喝酒，然後回本郷，結果本郷校區似乎在晚上把赤門（譯註：一個大門）和正門都關了，得翻過有 4 米高的鐵柵欄。回住處的時候，他們三個都笑了：他們一個是格瓦拉的前革命戰友（譯註：指戴布哈），一個是登山家（譯註：指布儂），還有一個是前銀行搶劫犯。

後來，斯蒂格勒出版了《技術與時間》卷二。96 年 3 月，我在巴黎八大負責一個繁重的課程。我們和他的前女友（我在想要不要冩這個，記得她是雕塑家）在拉丁區吃了晚飯後，他住在貢皮埃涅那個方向，於是告別時就給我叫了輛車。

我手冩的字都沒法看了。

他説。不過，他的確冩了很多難讀的字，對此貢獻良多。他得到了法國視聽研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於是，作爲悼念的工作，我只能得對自己再配置一個跨個體化（日語“橫斷的個體化”）了。

就好像在當下的意外中丟失了一部分身體那樣的幻肢體驗，我的意識還不能接受這個變故，仍然試着把你當成另一個自我。這暫且需要一些時間。

你的哲學正是起於一個意外，可非要如此突然地打斷這個嘗試嗎？還是只是要懸置（Epoche）這個陷入瘋狂的世界？在我們分享過的馬拉美的詩中，死是“湛湛清溪與死神爭訟千古”（Un peu profond ruisseau calomnié la mort）這樣，輕易就能超越的嗎？

（譯註：詩出《魏爾蘭墓》[Le Tombeau de Verlaine]，中譯出處同上，第 100…

1 夏日里，突如其來的死

當我在這里落筆冩下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回憶時，一直淚不能止。

在以阿蘭－傅爾尼葉（Alain-Fournier）的《美麗的約定》（Le Grand Meaulnes）聞名的小鎮艾皮納伊－勒－弗勒里艾勒（Epineuil-le-Fleuriel）上，在夏日的艷陽下，你突然消失在了黑暗中的另一端。我無法讓自己相信。

爲什麼？就這樣消失在世界的另一頭，實在是太突然了。“英敬先生，啊，很高興見到你”（Hidetaka, ah, je suis enchanté）熟悉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回響。…

在現實的文學活動中，傳統四要素之間都不是直達關係，而都需以傳媒要素為中介獲得連接。因此圖示中世界、作家、作品、讀者之間沒有箭頭標識。



作家的文學創作或文學信息生產並不是直接完成的，世界對於作家的意義要通過肖像、指標、記號等符號媒介形式傳遞給作家，作家則同樣通過這些符號媒介從世界中選擇所需信息才能進行文學信息的生產。…

很顯然，這種思想認為，世界1、世界2是世界3的基礎和源泉。這些看法所持的還是一種傳統的「世界」觀。今天，電子傳媒特別是計算機網絡已經為虛擬空間（賽博空間）的開拓提供了技術可能，這使波普爾說的世界3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前面提到的穆爾認為，虛擬空間是不同於三個世界的新世界，它與自然地理空間、人的心理空間、傳統的文化空間等相互纏繞、相互交織，今天我們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種「混雜的空間（mixed spaces）」。 [33]而在鮑德里亞看來，今天電子傳媒製造的影像世界即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這是一個「沒有起源和真實性的真實模型」，是一個「以真實的符號替代真實本身的「超真實」世界」。[34]…

五要素文學活動模式的直接提出，也經歷了一個過程。2003年筆者於四川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馮憲光教授的課堂教學中最初聽到文學活動五要素的說法。筆者完成於2006年3月的博士學位論文《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文學存在方式研究》中，對文學傳媒是文學本體性要素和五要素文學活動問題作了相關討論。



李玉臣先生發表於2006年11月的文章《由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引發對藝術媒介的理論探討》，也明確提到了「構成藝術整體活動的基本因素應該有五個，即世界、作者、媒介、作品和讀者」…

上述理論研究在活動要素、要素之間的關係和整體活動過程方面，為我們建構新的文學活動範式提供了有益的啟發，但對信息在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實踐性質，或意義生成性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John Fiske的傳播符號學研究則把信息的生產、傳播與接受視為「意義的產製」，他說：「對符號學派而言，訊息（信息）是符號的建構，並透過與接收者的互動而產生意義。」…

雅各布森的六要素十字形語言學交流模式會給我們建構新的文學活動論以更大的啟發。這一模式認為，任何言語傳播活動都由發信人(addresser)、收信人(addressee)、語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觸(contact)、信碼…

在現代傳媒研究領域，及時回應這種哲學和文化觀念的是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伊尼斯認為，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性質的媒介會使信息傳播發生偏向，或偏向時間或偏向空間，而這種偏向將會導致不同的文明類型，即所謂「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 [16]在麥克盧漢那里，這種思想被進一步發揮成了那句振聾發聵的著名論斷——「媒介即訊息」…

筆者所說的五要素活動論中的文學本體論采用的是20世紀重建形而上學派的現代哲學本體觀。這種現代哲學本體觀認為，本體不是與存在者存在整體相隔離的唯一的最後實在——某個特殊存在者。就是說，一方面不能把「存在」（本體）混淆於存在者，「確實不能把『存在』理解為存在者，enti non additur aliquanatura: 令存在者歸屬於存在並不能使『存在』得到規定」。 [8]與此同時，「不要靠把一個存在者引回到它所由來的另一存在者這種方式來規定存在者之為存在者，仿佛存在具有某種可能的存在者的性質似的」。 [9]



另一方面，存在或者本體並不脫離存在者，即「存在總是某種存在者的存在」。…

[摘要] 當下，「世界—作家—作品—讀者」的四要素文學活動說，已經成為了中西文論界特別是中國當代文論界，解釋文學現象通用的和處於主流地位的文學活動範式。但現代傳媒語境的形成，使文學傳媒要素在文學活動中的地位得以凸顯，新的社會現實讓我們看到，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學傳媒不只是文學的工具，更是其本體性構成要素。20世紀以來現代傳播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化理論的相關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建構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的重要理論資源。作品、世界、作家、傳媒、讀者五個基本要素形成的整體結構和動態關係構成了完整的文學活動。建構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推動文學活動論由四要素範式向五要素範式革命，是文學活動的實際存在和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 …

五、文學闡釋的重要性

張江教授《再論強制闡釋》一文也存在一些可以進一步商榷的問題，比如對造成「強制闡釋」的各種原因，特別是心理原因的探討所占篇幅較大，而相比之下，關於如何克服或避免「強制闡釋」的論證則篇幅較少。此外，他關於文學闡釋的判斷尤其是我不能茍同的。他說：「必須明了的是，文學的闡釋目的是求得共鳴，有共鳴即可，無真假對錯可言，不可證實，亦難證偽，極而言之，也無須證實與證偽，共鳴而已。歷史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卻大為不同。」(11)也就是說，文學闡釋的唯一目的就是尋找「共鳴」，因此評價文學闡釋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就看其是否獲得「共鳴」。…

那麽，合理的或者有效的闡釋應該是怎樣的呢？按照張江教授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來看，有效的闡釋應該是一種「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在這里我們可以做一點補充論證。其一，人文領域不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有一個「真相」在那里。在自然科學領域，在主體與客體、我與它的關係中，客體或者「它」是不發聲的，不是主體，所以它是什麽，亦即關於它的「真相」，僅僅取決於主體的認知水平。在同樣一個認知水平上，「真相」只有一個。這里的關係是純粹的主客體關係。人文領域則不同。



這里的一切活動，無論是認知還是實踐，都是在主體與主體，即「我與你」之間的關係中進行的，作為對象的主體或者「你」是可以發聲的，因此這里的「真相」就不取決於人們的認知水平，而是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和趣味，這里的關係屬於主體間性的關係。…

在我看來，這種大循環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是進行文本闡釋，弄清楚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然後把文本意義與特定文化傳統和歷史語境聯系起來，梳理這些意義與各種外在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返回到文本之中，進一步對文本意義做出闡釋。通過文本—語境—文本的循環闡釋無疑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闡釋對象，揭示出更豐富的意義。

四、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

在論及「強制闡釋」的普遍性時，張江列舉了四條原因，除了「心理本能」之外，其他三條基本上都涉及知識生產的方式問題：闡釋究竟屬於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闡釋的目的究竟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闡釋學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