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可否認，形式層次的無差別，是洪席耶文學政治論一道難解之題。[13]他的立論方式，使十九世紀寫實小說的知識型標竿意義得以醒目，但也正因他必須毫無保留地捍衛各形各式的無差別（題材、類型、文字、情節細節、創作者位置等等），難免需要接受關於文學式民主(literary democracy)之效力的檢測。不只小說世界，現實政治場域也有應接不暇的魯道夫，贏者全拿；查理‧包法利縱使在知識型層次以其新視野完勝，畢竟粉身碎骨，死路一條——或說，查理即便在「非個人」層次以生命經驗的豐碩勝出，但以「個體」、「個人」層面而言未必真得頓悟（見注解 10）。但我們也可以說，洪席耶對「無差別」毫無條件地堅持，必須如此，才可能張開最大的網，等待來自任何方向的頓悟，據以促動新的思想變革。[14]

肆、科技媒介與無差別

在他多樣的「無差別」證例中，其實還另有一項：電影、攝影鏡頭之被動性。在形式層次面臨的阻滯，在此將轉往媒介層次。我們會發現，洪席耶繼續申論藝術領域相互對視、接力、出走自己，完成彼此領域希冀完成的工作。但鏡頭的無差別並不直接等同上述福樓拜「絕對風格」所示範的隱去主觀身份的創作端，因為涉及的科技媒介帶出了不同問題──而洪席耶在此也會無意間一再指認媒介的差異。

洪席耶曾經如此比較電影與文學、繪畫之間的分別：畫家、小說家必須自己扮演「轉成被動者」的工具，亦即「主動地」將自己轉化為「被動的」弱媒介；但在電影，機械鏡頭無法再使自己轉為被動，因其本質就已是被動。換言之，電影以其技術機器體質，直接化身、具現(literally embod[y]/l’incarnation littérale)了被動與主動的集合：鏡頭自動之眼的被動性與創作者的主動性(2016: 9, 117)（不過這個提法仍不會違反他堅持的藝術領域無差異立場：這些藝術類型想做的事目標相同，只是在媒介關係此一次要問題上有所差異）。

他對攝影也提過近似看法，延伸、翻轉論者（如夏弗希[Jean-FrançoisChevrier]）所謂攝影「貧乏的本體」(impoverished ontology)之說，認為攝影若因其技術的特殊性而並未具備特屬攝影的本體一致性，它反倒因此「讓自己去成就其他藝術領域對於藝術的理念」：「攝影的貧乏讓它有機會承納非藝術(non-art)，這個理念在文學或繪畫都只能靠藝術方法特意模仿才能達成」(2009b: 12, 13)。

電影、攝影都因其機械技術性而可能為其他藝術目的服務，不過洪席耶對此一問題，在電影論中只點到為止，因電影創作在他看來牽扯面向複雜（例如電影工業對於創作的干預，使電影體質徘迴在美學體制與再現體制兩端）；但在攝影論中，他倒是難得地發展了關於媒介問題的細部討論。

在一篇短文〈「媒介」所指為何：以攝影為例〉(“Ce que ‘medium’ peut vouloir dire: l’exemple de la photographie”)中，[15] 洪席耶曾分析「媒介」三大不同定義。第一是字面義：媒介是為達目的所使用的方法。第二種定義，是由葛林柏格式現代主義論所延伸：媒介即為定義藝術本質的物質基底。

洪席耶認為後者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根據第一種理解，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是在它擺脫了模擬任務之時，亦即當它唯一的工作是藉由其物質基礎而執行其自身理念之時。但另一種推論亦言之成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是當媒介的物質限制將藝術從它自身解放出來，從「創作藝術」的意圖中解放出來。由此觀之，「媒介特殊性」之說的擁護者只照顧到第一種推論，使藝術脫離模擬之工具性目標，卻未想到，一旦將媒介技術的重要性推至極致，反而突顯出技術(tekhnè)的兩種不同邏輯：其一，技術是某種藝術理念的執行中介；其二，技術唯一服膺的是媒介物質面的法則，即「非關藝術」之法則。於是，洪席耶指出，「媒介特殊性」理論其實說了兩件事：藝術之為藝術，是當它「只能身為藝術之時」；另一方面，藝術之為藝術，是當它「不只是藝術之時」（2008: 1；作者加標重點）。

13.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以「形式」理解「無差別」之行使層次，突顯不同範疇不同證例(instantiation)之間的類同，這不應與亞里斯多德思想中對形式、物質編排的高低位階混淆——在其形上學中，形式為物體的法則，（主動地）將（被動的）物質統籌起來。洪席耶在解釋再現主義之主動性、被動性配置時，說法上偶爾確實遙指這樣的典故(2016: 117)。

14. 「無差別」之問題意識範圍大於「文學式民主」，但在討論概念之效力時，兩者會遭遇的質問應是類似的。洪席耶曾多次談論，文學民主與政治民主並無法等換(2011a: ch.1, ch.2; 2017: ch.1)。若以他能在魯道夫、查理身上看見舊知識型到新知識型的交替，並肯定後者，理論上他對於從文學世界到文學以外世界的延伸是有所期待的；但他對於文學民主能否嫁接為政治民主能量，語氣卻常顯遲疑。這一點引人好奇，宜與他文學論其他議題一併討論，尤其是他一向賦予文學的「矛盾」形構──畢竟矛盾可能代表相衝突之力場的共存。這部分資料頗為豐富，值得細細追究（例如，關於文學呈現的矛盾，可參見 2004: 71-93; 2018）。限於篇幅，本文目標僅止於爬梳他的跨媒介思維。

15. 本文有英譯本（見 2011b）。英譯本將原文 technique 一詞一概譯為technology；但原文其實另外也使用了狹義的「科技」(technologie)一詞。

（原載《中山人文學報》no.50 (Jan. 2021): 1-29，本文作者：陳春燕，美國康乃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chenc@nt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