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死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親吻她的雙手，然後走出病房。我順著甬道走下去時，一個護士從後面追上來。

　

“你現在是不是要處理死者的後事了？”他說。

　

“不。”

　

“那你要我們怎麽處理屍體？”

　

“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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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車出去兜兜風，”他對他妻子說：“一、兩個鐘頭左右回來。”

　

除了花幾分鐘去郵局或小鋪子，他不常出門，總是呆在家裏，作些雜事——他妻子叫他作修理先生——此外，雖然很少作，偶爾他也漆房子，他靠這個賺錢。

　

“好呵。”

　

他妻子很快意地說，好像他倒幫了她個忙。其實，她並不真願意他離開；有他在家她感到安全，而且也能幫她照顧孩子們，特別是那個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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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歲生日，傑克送我一本五年的日記本，上頭有個鎖，以及一把跟一角錢硬幣一樣輕的小鑰匙。他覺得他太太的凱迪拉克從遠方朝我們這邊開過來時，我正坐在他旁邊，轉動那個似乎不怎麽靈光的鎖。他把我往下推，讓我緊挨著這輛小貨車的臟地板，且把一只手按在我頭上，我吸著煙灰缸裏他的雪茄冒出來的香氣，一邊跟著錄音座裏面羅珊。卡希的歌聲一起哼唱。我們剛才在喝墨西哥龍舌蘭蒸餾酒，酒瓶夾在他兩腿中間，上面靠著他的襠部，褲子那兒的縫線都泛白了，雖然這件列威牌長褲還是新的，我不明白為什麽他的列威長褲總是沿著縫線及膝蓋部分泛白。在一塊弧形的布下，他的拉鏈閃閃發光，是金色的。

　

“是她，”他說：“她白天開車也亮著車燈。我簡直想不出來，一個女人還能有什麽比這更教我受不了的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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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中央火車站。我自紐約州阿迪朗達克斯山中外祖母家前往波士頓附近鱈魚岬母親租下的小別墅，我曾寫信給父親說我將在紐約換車，大約有一個半小時的停留，問他我們是否可以一塊兒吃個午餐。他秘書回信說，正午時分他會在車站的詢問臺前等我，十二點整我見他自人潮中擠了過來。我對他很陌生——三年前母親跟他離了婚，此後我就不曾與他在一起過——但是我一看見他，我就覺得他是我父親，我的血與肉，我的未來與我的末日。我早就知道，長大了我總會跟他差不了多少；我總得在他的界限中規劃自己的活動。他是個高大、相貌英俊的男人，能再見到他，我真是無比的高興。他拍了我後背一下，跟我握了手。

　

“嗨，查理，”他說：“嗨，孩子。我很想帶你到我的俱樂部去，可是那在六十幾街，而你要是得趕早班車的話，我看我們只好在這附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了。”…

這是許久以前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那裏，有一個名叫西蒙的仆人。這個仆人侍候了他們好多年。主人家對他很滿意，看來他對主人也很滿意。有一天，西蒙跑到女主人跟前，說：“原諒我，太太，現在我要回家，回鄉下去。說實話，我非常感激您，可是，我再也不能侍候您了。”

　

女主人吃了一驚，說：“為什麽，親愛的西蒙？我們一向待你很好。你在我們家待了這麽多年，我們對你也很熟了。坦白地跟我說，——那是怎麽回事啊？是不是你對工錢不滿意？要是這樣，那就增加好了。我們絕不會虧待你，你就照舊待在我們這兒吧。”

　

“不，親愛的太太，我知道，您待我很好，工錢也不算少，不過，我還是要回家，回鄉下去。說不定，過了幾個月，我又會回來的。”…

我們的下面是鐵和混凝土。我們的上面是混凝土和鐵。機器在隆隆作響，電焊的火花向四面噴射。起重機忽上忽下不停地轉動著，遞給建築工人洋灰、磚頭、鐵。我們正站在乘客電梯上。

　

“你們得等一下，”一個姑娘說道，“同意嗎？”客人們在第十九層樓上有什麽事要做呢？當然要等著。可是，她不希望別人誤解她的話。

　

“這個時候人們不常利用電梯，所以你們需要稍微等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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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澡堂並不那麽糟。可以洗澡。麻煩的是我們澡堂用的票根。上禮拜六我去了一家澡堂，他們給了我兩張票根。一張是保管浴巾的，另一張是寄放帽子跟大衣的收條。可是脫得光光的男人可往哪兒放票根呢？直截了當地說吧——沒地方放。沒有口袋。四下一望——全是肚子跟腿。最麻煩的，就是票根。總不能拴在胡子上吧。沒法子，我只好一條腿上拴一張票根，以免一丟就是兩張。我進了洗澡間。票根在我腿旁劈拍扇動。這樣走動真是煩人。可是又不能不四下走動。因為總得找個水桶吧。沒有水桶，怎麽洗澡？挺麻煩的。我找水桶。我看見一位老兄正用三只水桶在洗澡。他站在一只裏頭，用另一只洗頭，左手拿著第三只，為的是怕別人拿走。我去拉那第三只水桶；別的不說，我自己想用。但是那位公民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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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用完，格裏波夫把碗舔了個乾凈，有條不紊地把桌上的面包渣攏入了左手掌內。沒有咽下去，含在口中的每一小粒面包屑他都舔到了，貪婪地用濃濃的口水滋潤著。格裏波夫說不出味道到底好不好。味道完全是另外一碼子的事，不值得拿來與這種過癮的快感相比，其他所有的感覺早消失得被人遺忘了。格裏波夫並不急著咽下肚去，面包屑會自己在口中融化，很快地就消失了。巴格裏索夫深凹、發亮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地凝視著格裏波夫的嘴。他們兩人都沒有足夠的意誌力把視線自消失在對方口中的食物上移開。格裏波夫咽下了口水，巴格裏索夫立即將視線轉向了天邊——轉向那往天空上爬的橙色的大月亮。

　

“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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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馮君相識成友，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校園裏，櫻花正紛紛飄落雪一般白白的花瓣。

　

“你，將來打算做什麽啊？”我這麽一問，坐在我旁邊座位上的馮君便露出看起來頗帶孩子氣的暴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希望能考進醫學院。”

　

“啊？這倒真巧。我將來也想當醫生啊。”

　

“你打算考哪一所大學？”…

——在這裏所謂的盲，也可以不必當眼睛看不見的意思講。他拉著雙眼已盲的妻子的手，為了看一座出租的房子，在一處斜坡上，往上走著。

　

“那是什麽聲音？”

　

“竹林子的風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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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七歲的時候起一直到十四五歲為止，她在舞臺上，經常都在哭泣。那一段日子裏，觀眾其實也是很愛淌眼淚、哭泣的。只要自己一哭泣，觀眾也會跟著自己哭泣——這樣的想法就是她看這個人生的最初的觀點。人的面貌，在她看起來，莫不都是看了自己演的戲就會哭泣的那一種。她所不能了解的面貌，可以說一個也沒有。照這樣子說起來，這人世間，對她而言，實在是太容易了解的了。在整個戲團裏頭，其實也沒有哪一個演員能像她所扮演的楚楚可憐的小女孩角色那樣子令許許多多的觀眾哭泣。然而，她卻在十六歲的時候就生下了一個孩子。

　

“這孩子沒有哪一點像我。這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不管。”

　

孩子的父親這樣說。…

霧一般的春雨，雖濕不透全身，但灑在皮膚上，還能覺出濕潤來。姑娘跑到門外，看見如約前來的小夥子打著傘，這才喊道：“哎喲！怎麽下雨了？”小夥子將臉藏在傘內，這雨傘與其說是擋雨，倒不如說是他來到姑娘家的鋪面前時，為了遮羞而打開的。小夥子默默地將傘遮在姑娘的頭頂上。姑娘只把一邊的肩膀伸進去，小夥子見姑娘還淋著雨，很想請她靠近自己，可又沒有勇氣開口。當然，姑娘也很想一只手湊上去拿傘，但不知怎麽的，卻偏偏做出了要逃出傘外的樣子。兩人羞赧地走進一家照相館。小夥子那當官的父親要攜眷赴外地上任，他們是來拍分別照的。

　

“請您二位坐到這邊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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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止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甚至英國都沒有官定教師節。奇妙的是，從1994年開始，每年十月五日被定為的“國際教師節”，是為了紀念1966年，由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推動，在巴黎簽訂的肯定教師貢獻和地位的提議。我記得七十年代中，反而是在三月八日的婦女節，有見過法國小學生送花給女老師。

這或許與法國人對教育與教師的看法有關。小學教師在法文裏是“maître”，與“主人”同字；所以看起來有“管”多於“教”的成分。教師一般上稱為“enseignant”，有“授業”和“訓導”的意思。教育高等學府，職業專科的才稱“professeur”（教授）。我沒在法國上過中、小學，所以只接觸過教法文和科技科目的“professeur”。那時我的工程教授，多不是學院全職教授，而是相關企業的在職工程師；工程教育不能與社會脫節，這是當時法國工程教育的特點。或許也因此在上課時間外難有機會與老師多交流，建立學術外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