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幹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我的回答是果斷掏出腰包。提了這半斤高粱我掃了一眼周圍，小飯店有七八張方桌沿兩側排列，中間有一張圓台，上面放著一盆花。顯然，圓台面平時不用，有一盆花作點綴，使這個鄉野飯店有了一些會客室的氣氛。我看到裏面還有一間，那裏只有一張方桌。走進去才發現這一間跟外面的大間沒法比：沒安天花板的房頂吊掛著四五個長短不一的蜘蛛網，沒有鋪設地板的方磚地顯得潮潮的，油膩的墻壁和中間的突出部分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個堆放雜物的儲藏間。但是我終於認出這個突出的部分就是我們每天從山頂上看到的飯店煙囪的內部。不用說，隔壁就是廚房。煙囪的一邊貼了一張寶像，笑對我面前的方桌。方桌的台面太油膩，還積了一層灰。兩張椅子中的一張已經沒有了靠背，另一張，下面少了兩根橫擋，一坐上去就發出吱呀一聲。來回晃了兩晃，…

指導員在他的辦公桌前專心地喝著茶。他的黑色的大辦公桌跟判我刑的審判長的辦公桌完全一樣。指導員顯得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只顧輕輕搖著頭，吹著呷他的茶。作為一個老犯人，我知道應該在政府幹部面前怎麽做。不要觸怒他們。耐心地站在一邊等他們，但是絕不能讓他們來等我。指導員的臉完全給擋住了，因此我捉摸不透他現在的心情，只能耐心等。最後他放下了茶杯，說，“過來。” 我聽出他的話裏不祥的預兆。我走過去直挺挺長在他的桌前，憋住呼吸。

“知道今天刑滿了？”他說。

“是的。”

“在想些什麽？”

我張開了嘴，可是講不出一句話。…

幾個月以前，我從新華書店裏買了一張毛主席像回到家裏就掛在我小房間的墻上。那天晚上我邀了幾個玩樂器的朋友來家裏小聚。坐定後，就開始喝酒。兩杯以後我就開始罵居委會主任吳家姆媽。就是她每天催我去買寶像。還記得她第一次跨進我的房間的時候，看著光光的墻壁那副吃驚的樣子。她看看墻又看看我，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說，“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居委會所有人家的墻壁上都掛上了寶像。就你這裏還是空空的，像話嗎？” 兩天後她又來了，看著我小房間的白墻板起臉，說，“下一次我再來一定要看見寶像掛在墻上。” 第三次她進門，我正好在練琴，還有三個朋友坐在一邊聽。只聽見她在我們的身後大叫，“別拉了。馬上去給我請寶像進門，不然我真要讓你領教領教無產階級專政！”…

幾小時前就得到消息說要傳我去管教辦公室領我的釋放證。一旦拿到了它，我的刑期就正式結束。我就能從大鐵門裏跨出去，重獲自由，自由地在小島上選擇一家飯店，進去吃一飽。我餓壞了，所以現在高興不起來。

昨晚睡不踏實，做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夢，醒來卻一個也記不得，不知是什麽預兆。在床上躺不住就來到了水泥場上，空著肚子等了快十個鐘頭。

釋放犯人一般放在吃中飯前。在刑滿的這一天，按這裏規矩，他們得讓出他們的早餐，兩木勺一比八（一份米，八份水）的粥，給同組的犯人們作添頭。反正他們自己一出去就可以去飯店裏飽餐一頓。…

為何先說“學”，再說“教”？因本國語文的學習，很大程度靠學生自覺。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在這門課上表現特別突出。教師能做的，主要是調動閱讀熱情，再略為引點方向。若學生沒興趣，即便老師你終日口吐蓮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編《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小說欣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稱：“除了母語教學、人文內涵、藝術技巧等，我們更關注‘閱讀快感’——讀小說，如果味同嚼蠟，那將是極大的失敗。”其實，不僅是選修課，語文課本都得考慮學生的閱讀趣味。記得小時候新學期開學，最期待的就是領到語文課本，然後搶先閱讀，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今天談教育，最響亮的口號，一是國際化，二是專業化。這兩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犧牲“母語教育”或“中國文辭”為代價，則又實在有點可惜。

110年前，具體說是光緒29年（1903）11月，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在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時，在規定“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全勤習洋文”的同時，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之所以刻意凸顯“中國文辭”，不是基於文學興趣，而是擔心西學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此立場曾被批得“體無完膚”，今天看來頗有預見性。



一、閱讀與寫作課：國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課，我們還在由大學“自作主張”…

於是像一個癡情漢似的，我一有機會便守候在西瓜皮提供的砍柴女的必經的路口，無奈時間不對一次也沒有看見她。倒是給西瓜皮這小子看出了我的心事，就更加火上添油。

“沒有用的，”他說，“說你吃不了就是吃不了，還是不見為好。” 見我動怒，他就更來勁。“不是我小看你，你要真見了她，怕你大腿打哆嗦。老楊那麼大的身坯還常常向她討饒呢，我們在門外不是都聽到過嗎？咱兩扳過手腕，誰也贏不了誰，可老楊能讓我兩只手。不服不行啊。”

終於有一次回到小棚天還沒黑。西瓜皮拉著我就往後山跑。“看那邊，”他指著山坡下面的一條通往村落的小徑，說。“最後第二個，背著深顏色竹簍的就是你要看的人。”…

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們從采石工地西山壁一個爆破後顯露出來的泥洞裏，發現了古象的化石。根據一根水桶那麼粗，三米多長，保持著本色，像一把巨人的彎刀直刺地面的象牙，我大膽設想：這頭比上帝用七天的時間制造出互相爭鬥的人類早了幾百萬年的巨獸在它的滅頂之災降臨前的一刻跪了下來，把它那比監房還要高的頭放在地上，認了命。 當然，埋了這麼久，所有的細部和泥石結合成一體，看上去似是而非，借助想象才得出上述結論，並得到一些犯人的讚同。但是這遠古悲劇的殘留第二天一早被安全員張阿旺下令的第二次爆破從山壁上抹去，占全身一半的象頭以及身體的一大部分化成碎塊和石頭一起撒在泥洞前面的工地上。

晚到一步的黃教授雖已六十出頭，卻還雙目有神，精力旺盛，穿了一身灰色工作服，看得出做了大幹一番的準備。他捶胸頓足，掙脫了他的兩個年輕女徒弟的纖手，上前就要找人拼命。…

梅雨季節後的第一個晴天正好我們休息。一大早，監房前面的水泥場上就吵吵的，氣氛不由使我想起了家鄉的菜市場。喧嘩聲充滿了被兩層樓高的水泥墻圍住的空間，引起兩個站在墻外遼望塔上衛兵的注意。早起的犯人們手抱被褥，川流不息。此刻他們在雙人鐵床上根本躺不住，都想著找一塊好地盤等日出，曬被子呢。

同組犯人鬥雞眼從鐵架床下面把我推醒。“醒醒啦，”他在我的耳邊說。“我給你占了塊地。”不用說他剛晾好被子回來。

我很生氣。在殘夢中，我正想方設法留住我女友的臉。只有心境好的時候她才會在夢中出現，而她的出現又能使我在以後的幾天裏維持一種健康的心理。我睜開眼，準備叫他走開，卻記起是我自己昨晚要他一早叫醒我的。…

在鐵門外面等他好不舒服。沒有一塊蔭涼的地方，烈日烤著我光光的後腦袋瓜子和後背。滿臉是汗。正想罵娘，卻見老計出來了，一言不發走到我們邊上。我可大吃了一驚，驚得忘了發脾氣，因為他穿上了筆挺的西服。他剛才說進去換衣服時我可沒料到他會在大熱天穿上這樣厚實的料子禮服 。管教員同樣吃驚不小。他看了老計一會兒就問他，“你不會想你要去參加 宴會吧？”

真的，老計看上去就像是赴宴的貴賓似的一本正經，跨著均勻，煞有架式的步子走在我們的邊上。只是他衣服的前胸早已濕透。

看著他，我禁不住打了個哆嗦，仿佛覺背上的汗在嘩嘩地流。老計一定腦子出了問題才會在這樣的大熱天穿上厚實的西服。

”你這是怎麼回事啊？“管教員再次問他，就像老計是個瘋子似的。…

老計張了嘴，卻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好容易才說，“我不是那意思。我想請你和陳傑再幫我一次。這次除了你們，誰也幫不了我。”

“很抱歉，” 我說。“我們幫你幫得還不夠嗎？”

“就在我把我的西服以九斤炒米粉的代價賣給童三元的時候，我還想著我不該這樣做啊。要是我老婆知道了，指不定多傷心呢。我現在決定了，一定要把衣服換回來。可這事兒我一個人辦不了，” 老計急促地說，好像我是他的最後靠山似的。

我馬上就做出決定，把陳傑叫到了水泥場上。在一個昏暗的角落我們商量著對策。我們都忘了中午不愉快的一幕，專心地考慮把衣服拿回來的辦法。老計自感沒臉，就默默站在一邊。…

如果我們把堅持人類尊嚴和普遍人權道義準則作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麼堅持這些原則的媒介知識分子便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媒體工作職業。一個媒介工作者能否稱得上是“知識分子”,看的不是學歷,也不是單純的“專業水準”,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還是圖像，而是他的社會關懷和價值立場。無論是使用文字還是圖像，知識分子發表言論，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所以媒體知識分子一定同時也是公民知識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現真實,也可以混淆視聽,弄虛作假。言辭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獨立思考、冷靜決斷,也可以使人頭腦麻痹、人雲亦雲、狂熱盲從。這兩種文字和言辭的不同影響(當然還包括種種處在這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混合影響),都直接與文字使用者的價值立場用關,也都屢屢發生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圖像的使用也同樣具有兩面性和曖昧性。…

布魯麥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國家慶典時,電視向公眾展示神情堅毅、掛滿勳章的將軍,提示歷史的光榮和軍事機器的強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圖象則可能在作另外一種提示,提示戰爭的人性代價和暴力鐵血機器對人的敗壞。［註33］圖象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爭論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多媒體時代的今天,圖象不只是在電視中展現,而且還在網絡和其它空間中展現和傳遞。在網絡傳媒的各種信息中,圖片的點擊率往往是最高的。當然,網絡上大量的圖象僅僅是消遣性的,並沒有公共信息的價值。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強權敵視和壓制的嚴肅公共信息圖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審查刪除的藏身之地。…

貝耐特對新聞從業者也有五條建議，總的原則是要有公共社會問題意識, 不要把註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娛樂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問題談問題,不要把公共問題個人化，不要把官員個人的日常活動當作最重要新聞來報道。第二,要關註並幫助形成公共議題,在客觀報道之外,還應該有自己的觀點。第三,避免使用陳腔濫調、口號式的語言,更不要粉飾太平、阿諛權勢。第四,要為普通受眾著想,使用清晰明了的術語,說清事情的前因後果,幫助受眾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簡化事實。第五,在敘述故事時,應該點明故事背後的社會問題,並提供解釋，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註42］…

許多媒體研究者和批評家都特別關註那些阻礙公共問題思考的媒體邏輯或認知思維方式。他們認為,電視裏的“商品化”、“說故事”、“看圖”、“個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別有害的。“商品化”讓人覺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質性的,只要有錢,沒有不能解決和滿足的。“說故事”總是運用程式化的老套子，盡量把人物和情節化簡,以敘述代替分析和評價。“看圖”則是把註意力放到眼前,社會問題再大、危機再深,只要沒圖象,皆可眼不見、心不煩。“個人化”把一切化為可敘述的個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導人們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階級、制度、結構、權力分配、社會公正,等等。”［註24］

在所有這些被視為阻礙公眾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維的圖象化最遭詬病。圖象時代的公眾對政治現實的認識已遠不如文字時代的公眾。格拉博（Doris A…

媒介研究者對文字和圖像關系的討論,有的涉及電視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圖象關系,有的則涉及電視圖象媒介對其它傳統文字媒介的影響。〔註５〕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波爾丁(D. Boortin)在《圖象:假事件的引導》一書中就已經開始了對電視圖象的詰難。［註６］從那以後,便不斷有論者重申褒文字、貶圖象的媒介批判立場。許多論者認為,電視圖象根本不適合嚴肅話語,唯有文字才是討論公共政治、政策、公共價值和公民事務的必要話語。他們批評電視敗壞了公共討論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話語的理性。〔註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