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實在是個複雜的東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蜉蝣螻蟻，一切分裂與分解，一切繁殖與死亡，一切活動與變易，儼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計劃向一個目的進行。然而這種目的卻尚在活人思索觀念邊際以外，難於說明。人心複雜，似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目的卻顯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義，或為精子遊離而成子嗣延續，或憑不同材料產生文學藝術。似相異，實相同，同源於“愛”。 

一個人過於愛有生一切時，必因為在一切有生中發現了“美”，亦即發現了“神”。必覺得那點光與色，形與線，即足代表一種最高的德行，使人樂於受它的統制，受它的處治。人類的智慧亦即由其影響而來，然而典雅司令和華美儀表，與之相比都見得黯然無光，如細碎星點在朗月照耀下一樣情形。它或者是一個人，一件物，一種抽象符號的結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正若因此一來，雖不會接近上帝，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這也許近於逃遁，一種對於多數騷擾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複雜得多，神經發達得多。也必然有反映，被刺激過後的反應。也必然有直覺，基於動物求生的直覺。但自然既使人腦子進化得特別大，好像就是凡事多想一想，許可人向深處走，向遠處走，向高處走。思索是人的權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進步的工具。什麼人自願拋棄這種權利，那是個人的自由，正如一個酒徒用劇烈酒精燃燒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 …

《肉蒲團》也是一個人寫的。既然是一道橋梁，通過的當然有各種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過，罪惡也無從拒絕。只看那個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善於用心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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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一堆從各處寄來的新刊物後，仿佛看完了一場連臺大戲，留下種熱鬧和寂寞混和的感覺。為一個無固定含義的名詞爭論的文章，佔去刊物篇幅不少，留給我的印象卻不深。 

我沈默了兩年。這沈默顯得近於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是的。古人說：“玩物喪志。”兩年來我似乎就在用某種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於壓制性靈的碇石，鉸殘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的存在才能夠貼近地面，不至於轉入虛無。我們平時見什麼作家擱筆略久時，必以為“這人筆下枯窘，因為心頭業已一無所有”。我這支筆一擱下就是兩年。我並不枯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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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生命的意義同價值，原來如此如此，卻想在生前死後使生命發生一點特殊意義和永久價值，心性絕頂聰明，為人卻好像傻頭傻腦，歷史上的釋迦，孔子，耶穌，就是這種人。這種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復古，活下來都顯得很愚蠢，死過後卻顯得很偉大。屈原算得這種人另外一格，歷史上這種人可並不多。可是每一時代間或產生一個兩個，就很像樣子了。這種人自然也只能活個幾十年，可是他的觀念，他的意見，他的風度，他的文章，卻可以活在人類的記憶中幾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時間的限制，這種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這種限制。 …

一切存在嚴格地說都需要“時間”。時間證實一切，因為它改變一切。氣候寒暑，草木榮枯，人從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時間，都從時間上發生作用。 

常說到“生命的意義”或“生命的價值”。其實一個人活下去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不過佔有幾十個年頭的時間罷了。生前世界沒有他，他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沒有生命，他自然更無意義和價值可言。

正仿佛多數人的愚昧與少數人的聰明，對生命下的結論差不多都以為是“生命的意義同價值是活個幾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麼吃，喝，睡覺，吵架，戀愛……活下去等待死，死後讓棺木來裝殮他，黃土來掩埋他，蛆蟲來收拾他。 …

一切存在嚴格地說都需要“時間”。時間證實一切，因為它改變一切。氣候寒暑，草木榮枯，人從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時間，都從時間上發生作用。 

常說到“生命的意義”或“生命的價值”。其實一個人活下去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不過佔有幾十個年頭的時間罷了。生前世界沒有他，他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沒有生命，他自然更無意義和價值可言。

正仿佛多數人的愚昧與少數人的聰明，對生命下的結論差不多都以為是“生命的意義同價值是活個幾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麼吃，喝，睡覺，吵架，戀愛……活下去等待死，死後讓棺木來裝殮他，黃土來掩埋他，蛆蟲來收拾他。 …

二 夢境常顯現“良知的召喚”

海德格以「沉淪陷落」(Verfallensein) 表述人日常生活的共在方式，在社會適應與共在中，此在往往跟隨「人們」(Das Man) 的公共意見，遮蔽了自己真實的感受，只當恐懼升起，良心以沉默召喚，且人願意傾聽自己良心的聲音，依決心 (Entschlossenheit)…

“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嘆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築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築還配有醜陋的紅欄桿，醜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墻面的摩天大樓，後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遊樂廳，有塔樓，遊廊，還有鍍金圓柱。

 …

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局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里。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像從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遊行示威，去慶祝什麽，要求什麽，或抗議什麽，去露天里和人們呆在一起。遊行的隊伍直抵聖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像。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鬥爭到鬥爭，永遠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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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得很快，與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畢竟還有另一些捷克人，與那有長長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樣。何況她那段小議論後的難堪沈默，也沒有表明他們都反對她。沒有，他們也許是被這突然的憤怒搞昏了頭，沒有理解他們都是受制於移民生活的人。那麽為什麽她不原諒他們？為什麽不把他們都看成可憐的被拋棄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們知道為什麽。她背叛了她的父親，生活便向她敞開了背叛的漫漫長途。每一個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惡也是勝利。她不願意遵守秩序；她拒絕服從秩序——拒絕永遠和同樣的人在一起講同樣的話！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擾的原因。但這並非心情不悅，恰恰相反，薩賓娜的印像中，這是一次勝利，有看不見的人還在為她熱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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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鹹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係，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麽，想過什麽，行為如何，在五一遊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於這種評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隊踢球，或是否獲准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髮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後？ …

光明與黑暗 

對薩賓娜來說，生活就意昧著觀看。觀看被兩條界線局限著，一種是強光，使人看不見，另一種是徹底的黑暗。也許這就是薩賓娜厭惡一切極端主義的原因。極端主義意味著生命範圍的邊界。不論藝術上或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激情，是一種掩蓋著的找死的渴望。在弗蘭茨那里，“光明”不會與某張日暖風和的風景畫相聯系，而會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陽，燈泡，聚光燈。弗蘭茨的聯想總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陽，理智的光輝，等等。 …

“真是惡性循環，”薩賓娜說，“音樂越放越響，人反而變成聾子。因為他們變聾，音樂聲才不得不更響。”“你不喜歡音樂嗎？”弗蘭茨問。 

“不喜歡。”她又補充，“不過在一個不同的時代里……”她想著巴赫的時代，那時的音樂就像玫瑰盛開在雪原般的無邊無際的寂靜之上。從童年起她開始追求音樂，就領受著噪音妨礙。在美術學院那幾年，學生們整個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過。他們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鋼廠建鍛工地勞動，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樂從早上五點直吼到晚上九點。盡管樂曲是歡快的，但她感到好像是哭嚎。沒有什麽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進公共廁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聲音像一群獵狗一直騷撓著她的安寧。

 …

她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但不能像畢加索那樣畫畫。這正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規定獨尊的時代，是成批制作共產主義政治家們肖像的時代，她要背叛父聲的願望總不能如願以償：這種共產主義只不過是另一個父親罷了。這位父親同樣嚴格地限制她，同樣禁止她的愛（清教徒時代）以及她的畢加索。如果說她終於與一位二流演員結了婚，只是因為那人有著怪漢子的名聲，同樣不為兩種父親所接受。 

隨後，母親去世了。就在她參加葬禮返回布拉格之後，她接到了父親因悲傷而自殺的電報。

 …

你的聲音幾次三番呼喚我，

我不曉得，我的心湖里

流水和藍天悄然蘇醒：

太陽像透過網絡

把斑駁的光投灑在你的墻上

幾家店鋪

靜夜搖曳的燈光下

涼風與憂愁輕漾。…

3

誤解小辭典“女人”

薩賓娜並沒有選擇一個作女人的命運。我們所沒有選擇的東西，我們既不能認為是自己的功勞，也不是自己的過錯。薩賓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非已所擇的命運。在她看來，反抗自己生為女人是愚蠢的，驕傲於自己生為女人亦然。…

2

現在就剩薩賓娜自己了。她還是只穿著內衣，回到鏡子前，把禮帽又戴上，久久地看著自己，對自己多年來只是為了追尋那失去了的一瞬間而感到驚訝，

許多年以前，這頂禮帽曾使托馬斯拜訪她畫家時興致盎然。他戴上帽子，從大鏡子里去看自己，鏡子也像在日內瓦一樣是靠著墻的。他想看看自己作為一個十九世紀的市長是什麽摸樣。薩賓娜開始脫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頭上。他們都站在鏡子面前（每次她脫衣時他們總是站在鏡子面前），看著他們自己。她脫掉了內衣，頭上仍然戴著帽子，在這一瞬間，她意識到他們倆都被鏡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動了。

什麽能使他們如此激動？幾分鐘前她也戴著帽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個玩笑而已。激動與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嗎？…

我二十二歲清華學校畢業，是年夏，全班數十同學搭乘傑克孫總統號由滬出發，於九月一日抵達美國西雅圖。登陸後，暫息於青年會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車東行，只有極少數的同學留下另行候車：預備到科羅拉多泉的有王國華、趙敏恒、陳肇彰、盛斯民和我幾個人。趙敏恒和我被派在一間寢室里休息。寢室里有一張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沒有被褥，我們二人就在床上悶坐，離鄉背井，心里很是酸楚。時已夜晚，寒氣襲人。突然間孫清波沖入室內，大聲的說：

“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發現滿街上全是黃髮碧眼的人，沒有一個黃臉的中國人了！”…

另一個本質差異是，夢者與醒者「看」或者「體驗」的方式不同。在醒境中，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看見」模式，一種是「精神世界」中之看見：種種影像呈現在我們的「心靈之眼」前，這種看見可以包含幻想、知覺、理性思維等，另一種是「眼見」或感官所見的「物理世界」。但在夢中我們只有一種「純精神性」的看見方式： 物象世界直接呈現，人物、自然物、情節、氣氛變化直接顯現於「夢境影片」，在影像情境中，我們「感同身受」 (bedrängend nahe auf den Leib)。也就是說，雖然夢中我們不帶著肉身參與，可是我們是在直接感知的物象世界中 (sinnenhaft-wahrnehmbar Gegenwärtiges) 轉換變化。²⁸ 夢境與醒境「身體關係」與「看見方式」的兩種本質差異，區分著夢境與醒境的「存有方式」，也使得夢者醒後，很快能確知自己只是作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