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鹹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係，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麽，想過什麽，行為如何，在五一遊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於這種評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隊踢球，或是否獲准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髮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後？ 

她是一個畫家，曾經細心留意並記住了，那些對調查別人滿有熱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們都有比中指稍長一些的食指，並且愛用它去指那些偶然與他們談談話的人。事實上，直到1968年，統治了這個國家十四年的總統諾沃提尼，正是曾經掀動著與其酷似的這種理髮店里做出來的波浪灰髮，用最長的食指指向中歐所有的居民。

這位尊貴顯眼的移民不曾看過薩賓娜的畫，從畫家嘴里聽說他像諾沃提尼，臉變得排紅，白一陣，又紅一陣，最後轉為惨白。他想說什麽，什麽也沒說出來，只得沈默。直到薩賓娜站起來離開，大家也都沈默著。

這使她很不高興。走到街上，她問自己為什麽要費那麽多心思與捷克人保持接觸。她與他們有什麽關係？是地域嗎？如果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祖國的名字在他們心目中將引起何種聯想，各人頭腦閃現的國土狀貌肯定迥異，整一的可能勢必勾銷。

那麽是文化嗎？可什麽是文化？音樂嗎？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嗎？是的。但如果一個捷克人沒有音樂感受又怎麽辦？這樣，做捷克人的實質意義便煙消霧逝。 

那麽是偉人嗎？是胡斯？剛才房子里的人都沒有讀過他的一頁書。他們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時那光輝的火焰，那光榮的灰燼。於是，對於他們來說，身為捷克人的實質意義除了灰燼，再沒有什麽。唯一能使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便是他們的失敗與他們的相互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