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局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里。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像從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遊行示威，去慶祝什麽，要求什麽，或抗議什麽，去露天里和人們呆在一起。遊行的隊伍直抵聖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像。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鬥爭到鬥爭，永遠向前。

換一種方式說：弗蘭茨感到他的書本生活不真實，他渴望真實的生活，渴望與人們交往，肩並肩地步行，渴望他們的呼叫。他從沒有想過他所認為的不真實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辦公室或圖書室里辛勞）事實上正是他的真實生活，而他想像為真實的遊行不是別的，只是戲院，舞場，狂歡——用另一句話來說，是一個夢。 

薩賓娜讀書時佐在宿舍里。五一節，所有的學生大清早都得報到參加遊行，學生幹部們清梳大樓以保無人漏掉。薩賓娜躲進電梯間，直到大樓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間。這里比她記憶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靜，唯一的聲音是遠處遊行音樂的回響。她仿佛正躲在一個小棚屋里避難，只能聽到一個敵對世界的海濤喧囂。

移居一兩年後，她偶爾去巴黎參加祖國被入侵的周年紀念。抗議遊行當然在計劃之列，她當然也被卷了進去。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遊行隊伍。她向法國朋友們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很驚訝。“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同意反對你們國家的佔領？”她本來想告訴他們，在共產黨當局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佔領與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像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的齊步遊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便尷尷尬尬地改變了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