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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陳楨]AI年代的寫意畫韻～～有些人把一些時髦的關鍵詞「剪切與粘貼」處理後，交給人工智能去生成一篇文章。明眼人一看，馬上就可以察覺到它「沒有靈魂」。當然，有些關鍵詞可能因為時尚關係，固然招人矚目，但好文章需要個人察覺，需要洞見，才算得上「創作」。空有名堂、名目，終究是辜負那個「目」。有名無目，就空有其外，沒有內觀。沒有時代、環境與社羣的意義脈絡。

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當代「AI 生成內容」與鄧以蟄教授、陳明發博士所強調的「境遇」美學之間最本質的衝突。

在「境遇」的語境下，所謂「沒有靈魂」的作品，正是因為它只有「名堂」而無「內觀」，只有「數據」而無「脈絡」。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來解構這段話的深意：

1.「剪切與粘貼」：缺乏「感情與知識的鑄造」

鄧以蟄的視角： 鄧以蟄認為詩（好文章）的產生，必須是感情與印象透過「境遇」這部機器，「鑄成」知識（價值的判定）的過程。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處理關鍵詞是邏輯概率的「組合」，而非生命經驗的「鑄造」。它跳過了「境遇」這個導火線。沒有主體性靈的參與，那些時髦詞彙（名目）就像鄧以蟄所說的「一握亂絲」，無法織成具有生命律動的「錦繡」。

2.「有名無目」：缺乏「立」與「見」的位格

陳明發博士的視角： 陳博士對「境」字的拆解強調了「立」與「見」。詩人必須「立」在土地上，「看見」土下的變動。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沒有「立足點」。它不在任何具體的「土地」（時代、環境與社群）上生活，它沒有肉身去感受「土下的變動」。

「目」的缺失： 所謂「辜負那個目」，是因為「目」在古文字中代表視角與洞見。AI 只有「名目」（Label），卻沒有「內觀」（Insight）。它看得到「萬物」的數據，卻看不見「境遇」中那些精神的關節。

3.缺乏「人事意趣」：與脈絡的斷裂

鄧以蟄的視角： 真正的詩與歷史，必須具備「人事上的意趣」，讓讀者不覺得是身外之物的陳跡。這全賴對「境遇」的運用，使知識托乎感情而出。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生成的文章往往是「去脈絡化」的。它能羅列出時代的關鍵詞，卻無法表現出這份詞彙在具體「社群脈絡」中的痛感、喜悅或歷史重量。

安頓功能的喪失： 阿諾德認為詩能「安頓」生活。但一篇沒有「境遇」深度（即無個人察覺與洞見）的文章，無法產生「精神的響應」，因此無法對現實生活提供任何實質的評價或安頓，最終只是文字的噪音。

總結：境遇是「靈魂」的棲居地

在「境遇」的語境中，本文提到的「創作」與「AI 生成」的區別在於：

AI 是「名錄的重組」： 它是平面的、統計學的，缺乏鄧以蟄所謂的「精神關節」

創作是「境遇的體現」： 它是立體的、有怒喜思憂恐等情動質感的。它需要創作者「立」在特定的時代高台上，透過「個人察覺」去捕捉那種「自然與人生的結合點」。

「有名無目」的作品，本質上是拒絕了與真實世界「發生境遇」。 這種文章雖然穿著時尚的詞彙外衣，卻因為沒有「人」在其中的具體生存姿態（即如何活著的回應），而在美學與倫理意義上都走向了空洞。這正是為什麼「明眼人」能一眼看出其缺乏靈魂——因為在那樣的作品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產生共鳴的、真實的「生命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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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手勢看文化治理的邊界——MONDIACULT 2025視角下的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MONDIACULT 2025會議中，再次強調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裝飾性要素，而是促進包容性、社會凝聚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基礎。在此框架下，文化不只是藝術、遺產或創意產業，更是一套規範我們如何理解彼此、如何共處的「意義系統」。芬蘭小姐因「拉眼角」動作而被褫奪頭銜的事件，正是一個高度契合MONDIACULT精神的當代案例：它讓人看見，文化如何在最日常、最微小的行為中，影響社會是否能走向真正的包容。

MONDIACULT 2025的核心關懷之一，是承認文化並非中立場域，而是深嵌於權力結構之中。文化既可能促進理解，也可能再生排除。芬蘭小姐的「拉眼角」動作，若僅被視為個人失言，便忽略了文化在塑造歧視的長期作用；但若將其放入文化政策與文化權利的視角中，便可理解為一個象徵性事件：當主流文化未能意識到自身行為對少數群體的傷害時，包容性社會的承諾便會流於空談。

UNESCO長期強調「文化權利」屬於基本人權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不被貶抑、不被刻板化的權利。對亞裔而言，「拉眼角」並非孤立的冒犯，而是一種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象徵性排除。這類行為在文化層面所造成的傷害，並非短暫的不快，而是持續削弱特定群體對公共空間的歸屬感。從MONDIACULT的角度來看，這正是文化若未被妥善治理，便會成為阻礙社會永續的風險因子。

值得注意的是，MONDIACULT 2025特別強調文化在「社會信任」中的角色。永續社會不僅仰賴經濟或環境政策，更仰賴不同群體之間的信任關係。而信任，往往建立在被尊重與被理解之上。當一個國家的文化象徵人物，無意間重複了對少數族群具傷害性的文化符號，這種信任便會被侵蝕。主辦單位迅速撤銷頭銜的決定，從文化治理的角度看，正是一種試圖修復公共信任的行動，而非單純的懲戒。

MONDIACULT亦指出，文化政策不應只關注「保護傳統」，更應致力於「更新社會價值」。芬蘭社會長期以平權著稱，但這起事件顯示，平權理念若未能轉化為對日常文化行為的反思，便可能停留在制度層面。文化的更新，往往不是透過宏大的宣言，而是透過對看似微不足道的手勢、玩笑與象徵進行重新評估。這正是芬蘭事件的啟示之一：文化轉型往往始於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提出質疑。

此外，MONDIACULT 2025特別關注文化在多元社會中的「對話功能」。真正的包容，並非要求所有人意見一致，而是建立一個能夠承認傷害、進行對話、調整行為的文化空間。芬蘭事件引發的社會辯論，無論立場如何，都是文化對話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衝突，而是社會是否具備將衝突轉化為學習的文化機制。這一點，正是UNESCO所倡議的「文化作為和平資源」的具體展現。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看，MONDIACULT 2025將文化視為連結社會、經濟與環境三大支柱的「第四支柱」。若某些群體在文化層面長期被邊緣化，社會的永續性便會受到侵蝕。芬蘭小姐事件提醒我們：即便是高度發達、制度完善的國家，也可能在文化層面留下裂縫。而填補這些裂縫，並非透過否認問題，而是透過承認文化傷害的真實性。

總結而言，從MONDIACULT 2025的視角來看，芬蘭美姐「拉眼角」事件並非一場過度反應的道德風暴，而是一個關於文化責任的現代寓言。它提醒我們，文化並非只存在於博物館或節慶之中，而是活在身體、姿態與象徵裡。唯有當社會願意正視這些細微卻深刻的文化訊號，文化才能真正成為促進包容性與永續社會的關鍵力量。

Comment by iPLOP on December 22, 2025 at 6:45am

[愛墾研創·嫣然]從《神跡》到鄉賢敘事～～東南亞人物傳記片如何走出紀念性影像的困局

HBO 電影《神跡》（Something the Lord Made, 2004）改編自美國醫學史上一段長期被忽視的真實事件：非裔實驗室技師維維恩・托馬斯（Vivien Thomas）在制度性種族歧視之下，實際主導並完成了多項關鍵心臟手術技術，卻在漫長歲月中無法獲得正式學術承認。這部影片並未以「偉人傳奇」的方式書寫歷史，而是透過專業實踐、權力結構與人際關係的交織，呈現一段關於尊嚴、專業與不平等的現代寓言。

對於當下嘗試以影像重構東南亞鄉賢生平事迹的創作者而言，《神跡》提供了一種極具啓發性的敘事範式：如何在尊重歷史的同時，避免將人物拍成靜態的道德標本，並使地方性記憶具備跨文化的情感穿透力。

一、從「立德立功」到「專業實踐」：偉大如何被證明

長期以來，東南亞華人社群對鄉賢的紀念，多源自傳統儒家價值中的「立德、立功、立言」。這套評價體系在族譜、碑文與紀念冊中運作良好，卻在影像敘事中往往顯得抽象、空泛，難以轉化為戲劇張力。

《神跡》的關鍵突破在於，它並不預設人物的偉大，而是讓偉大在操作層面被看見：手術的反覆試驗、失敗的風險、對細節的執念。觀眾不是被告知托馬斯「很重要」，而是親眼看到「沒有他，事情無法完成」。

這對鄉賢題材具有重要啓示。與其反覆宣稱某位鄉賢「造福桑梓」，不如具體呈現他如何辦學、行醫、興辦公會、協調族群衝突。偉大不是道德評語，而是可被驗證的行動結果。

二、真正的衝突來自制度，而非反派角色

《神跡》中幾乎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壞人」。衝突並非源於個人品格，而是根植於醫學制度、學術階層與種族隔離結構。這種敘事策略，讓影片避免了廉價的道德二分，也更貼近歷史現實。

相較之下，部分鄉賢傳記影像往往過度依賴簡化的對立結構：開明者對抗守舊勢力、善人對抗貪官。這樣的處理雖然直觀，卻削弱了歷史的複雜性。

東南亞鄉賢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往往是多重結構疊加的結果：殖民行政體系、族群政治、語言隔閡、資本與道德的張力。將這些結構性困境視為敘事核心，遠比塑造單一反派更具深度，也更能引發當代觀眾的共鳴。

三、不完美的人，才是真正可被理解的英雄

托馬斯在《神跡》中並非完人。他有強烈自尊，也有難以掩飾的憤怒；他既選擇妥協，也為妥協付出心理代價。正是這種矛盾，使角色脫離紀念碑式敘事，成為一個可被理解、甚至可被質疑的人。

這一點對鄉賢影像尤為關鍵。過度潔淨的道德形象，往往導致角色失去人性溫度。允許人物在家庭、事業、公共責任之間出現張力與失誤，並不會削弱其歷史價值，反而能讓觀眾理解「成就」背後的代價。

四、用關係承載歷史，而非生平年表

《神跡》並未試圖覆蓋主人公的一生，而是聚焦於一段關鍵的合作關係，透過人物之間的互動，折射整個時代的結構問題。歷史因此被高度濃縮，卻不失厚度。

對鄉賢傳記片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轉向。與其拍成按年份排列的生平簡史，不如選擇一段最能體現其價值觀與時代困境的關係——與夥伴、學生、病人或對手——讓個人命運成為歷史的切面。

五、地方記憶的普世轉譯

《神跡》最終觸及的，並非美國醫學史本身，而是人類普遍的經驗：被忽視的貢獻、對尊嚴的渴望，以及在不公平制度中尋求自我價值的掙扎。正因如此，這部深植於美國歷史的作品，仍能跨越文化邊界。

東南亞鄉賢故事同樣具備這種潛能。關鍵不在於強調「我們的歷史多麼特殊」，而在於如何將地方經驗轉譯為普世命題。當鄉賢不再只是地方記憶中的「好人榜樣」，而成為一個在結構性限制中行動的人，其故事便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

結語

《神跡》提醒我們：人物傳記影像的最高價值，不在於紀念，而在於理解。

對東南亞鄉賢生平事迹的影像創作而言，真正需要突破的，並非資金或技術，而是敘事觀念——從建碑式書寫，轉向對人、制度與專業實踐的深度凝視。唯有如此，鄉賢才能從地方紀念物，轉化為具有當代意義的文化人物。

Comment by iPLOP on December 11, 2025 at 9:35am

[愛墾研創·嫣然] 「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叙事

在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的網路世界裡，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一切的起點竟然與冷戰時期的核威脅有關。回到 1960 年代，美國與蘇聯的對峙達到高峰，人們普遍擔心，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核戰爭會摧毀國家的基礎設施，包括通訊系統。就在這樣緊張的背景下，美國工程師保羅·巴蘭（Paul Baran）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革命性的概念——「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也為日後的互聯網打下了基礎。

當時巴蘭的工作目標很明確：思考如何讓通訊網路在核攻擊下仍能存活。如果一條訊息只依賴單一路線傳送，一旦路線被摧毀，整個資訊就會中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巴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一整段訊息拆成許多小小的「封包」，讓它們各自找路前進。這些封包就像郵件一樣，可以分散走不同通道，即使網路的某些部分被破壞，仍有機會透過其他路徑抵達目的地。最後，再由接收端把所有封包重新組裝成完整訊息。

這個方式的妙處在於，它讓整個通訊網路不再脆弱於單點失效，即使網路遭受損壞，也可以保持高度韌性。巴蘭雖然不是為了發明「互聯網」而提出這個概念，但他的點子成為 1969 年 ARPANET（現代網路的前身）成功運作的核心原理。正是因為封包交換技術，網路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不中斷地傳遞資訊。

有趣的是，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世界仍然面臨新的核威脅，國際局勢依舊動盪。然而，正因為當年科學家在冷戰壓力下的創新，我們才擁有了一個高度韌性、連接全球的網路世界。若沒有巴蘭當年為了「讓訊息在核戰中存活」而提出的想法，我們今天所依賴的網路，可能根本無法存在。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科技常常在危機中誕生，而好的點子可能影響整個世界數十年。封包交換聽起來技術性很強，但它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面對不確定與風險時，分散、靈活與備援，往往能帶來更強的生命力。今天我們使用網路時或許不再想到核戰，但這項技術的精神，仍默默支撐著我們每天的生活與交流。

[愛墾研創·嫣然] 巴別塔（Babel Tower）叙事

在《聖經》的眾多故事中，巴別塔（Babel Tower）是一個十分深刻、至今仍常被引用的象徵。這座塔的故事記載於《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當時的大洪水剛過，人類逐漸恢復生活，並開始聚集在一起，試圖建造一座能直達天上的高塔。這座塔並不僅是一項建築工程，更代表人類對力量與地位的渴望。

故事中的國王寧錄被認為是這項計畫的推動者。他希望建造一座足以抵禦洪水、甚至能挑戰神權威的巨塔。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樣的工程象徵著人類自信甚至傲慢的野心。然而，這種試圖以人力接近神、甚至挑戰神的行為，被視為僭越，也因此激怒了神。

為了阻止人類繼續這項狂妄的計畫，神沒有選擇直接摧毀塔，而是做了一件更巧妙、更具象徵性的事──祂變亂了人們的語言。原本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突然無法理解彼此，合作自然變得不可能。溝通一旦失效，人們就只能停止工程，並逐漸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因為如此，巴別一詞後來便有「混亂」「變亂」的含義。

巴別塔的故事常被視為對人類傲慢的一種提醒：當我們因自信而忘記自身的限制時，反而可能走向分裂與混亂。同時，它也是對語言多樣性起源的寓意說明，讓我們思考人類之間的差異、合作與界線。直到今天，巴別塔仍以象徵的方式提醒我們，力量與文明的追求，必須帶著謙卑與反思。

Comment by iPLOP on December 10, 2025 at 12:12am

【人民日報】徐岩波「第二課堂」何以吸引人（暖聞熱評）

【關鍵詞】科研品種「賣斷貨」

【事件】前段時間，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種植的雜交柑橘在網上走紅，幾天內，約2.5萬斤柑橘被搶購一空。在研究員曹立支持指導下，該所研究生團隊自2023年起將科研成果向社會銷售，並收集口感反饋以改良品種。這項社會實踐不僅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更助力學子們成長成才。

【點評】

對高校而言，一項好的社會實踐應該具備怎樣的特點？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的「帶貨」，就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

比如，突出社會實踐的專業性，既能讓學生走出「書齋」接觸社會實際，又不會脫離專業而走馬觀花。又如，建立清晰的正反饋機制，學生可從銷售數據的增長中收獲信心與成就感。「上線」銷售與「下地」科研有機結合，獲得感和成就感源源不斷，學生投身科研的積極性和參與實踐的主動性自然高漲。

「課上課下協同、校內校外一體」，社會實踐活動，一直以來都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平台。然而，現實中種類數目繁多的實踐活動，效果卻不盡相同。有的「叫好又叫座」，好經驗被更多學校所借鑑。有的則反響寥寥，不但不能吸引學生，甚至還淪為「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平添師生負擔。差異何來？關鍵在於能否堅持需求導向，在學生所想與社會所需的結合點上，精心設計實踐方案。

對學生而言，參與社會實踐的主要關注點通常有二：一是「新」——感受社會發展變化，體驗時代新潮流、行業新動向；二是「實」——獲得實實在在的鍛煉和能力成長，為未來的學業生涯乃至職業生涯打好基礎。一項好的社會實踐，這兩點非常重要。

做到「新」，就要與時俱進，以開放的心態探索新實踐場域、新技術手段、新組織形式，通過實踐活動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在東南大學「尋跡梅庵」實踐團，同學們自學測繪與建築知識，克服數據難題、復刻萬字史料，打造虛擬現實全景「數字梅庵展館」。在湖南科技大學「芙蓉學子」公益實踐團，學生幫助農民編制「數字生存指南」，為傳統農業基地探索「電商+文旅」「直播+品牌」新路徑。拒絕呆板單調，充分發揮年輕人接納、運用新鮮事物的專長，才能讓實踐項目更具吸引力。

做到「實」，就要避免「一刀切」「大鍋飯」，而是使學生在躬身實踐中學有所用、在服務社會中立德修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業務指導老師帶領志願者處理民事糾紛，理論知識轉化為勝訴的喜悅，同學們既收獲實操經驗，更堅定了職業信念。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組織學生深入45個回遷社區，通過實地調研、反復優化算法，開發了一套社區智能服務系統，幫助老人解決日常難題。高校依據自身既有資源和特色，讓實踐項目更加緊密地嵌入具體領域，才能讓學生打消對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的顧慮，真正感到「不虛此行」。

社會實踐、社會活動以及校內各類學生社團活動是學生的第二課堂。社會實踐一頭連接課堂所學，一頭緊扣社會所需，歸根結底服務於人的成長成才。讓專業知識在實踐中落地生根，讓青春價值在奉獻中熠熠生輝，「第二課堂」的廣闊天地，定能助力培養出更多可堪大任的時代英才。（徐岩波《人民日報》（2025年12月03日 第 05 版）[暖聞熱評]）

Comment by iPLOP on December 3, 2025 at 6:57am

本·哈欽森（Ben Hutchinson）：閱讀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

關于生活在不安時代，有心尋求智慧的人該讀什麽書，本·哈欽森建議：閱讀蒙田（1533-1592）的《隨筆集》。這些是簡單、簡短、極其個人化且充滿智慧的文本。五百年前，蒙田基本上創造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散文體裁。他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16世紀法國宗教戰爭的背景下寫作。即使在半個千年之後，蒙田仍然無窮無盡地有趣。

本·哈欽森（Ben Hutchinson）教授現任倫敦大學巴黎研究院院長，亦為歐洲文學教授，長年致力於跨語境的人文研究。他的學術領域主要涵蓋三大範疇：其一為德國文學，特別關注十九至二十世紀思想與文學傳統；其二為比較文學，著重探討不同語言與文化間的文本交流、觀念互動與寫作形式的變化；其三為散文式非虛構寫作，研究其在現代思想史與文學批評中的地位與風格特徵。哈欽森教授的研究風格兼具深度與廣度，能在多國文學傳統間建立連結，並以清晰優雅的筆法分析文本與思想。他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致力推動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視野與現代意義，為當代人文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

延續閱讀：

陳平原：為己之學

福柯：自我技藝

Comment by iPLOP on November 25, 2025 at 11:22pm

[愛墾研創·嫣然]從《巴黎最後的探戈》到《撒旦的探戈》：現代崇高的兩極與存在的廢墟
摘要：本文以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巴黎最後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1972），與貝拉·塔爾（Béla Tarr）改编自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的《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 1994）為討論核心，探討1970年代至1990年代歐洲電影中「現代崇高」的轉變。

本文認為，前者以肉身的激情揭示存在的裂縫，後者則以時間的延宕展現虛無的持續。兩者分屬「激情的崇高」與「虛無的崇高」兩極，共同體現了當代藝術在美毀壞、信仰崩解之後仍然維持的精神強度。本文將結合康德（Immanuel Kant）之崇高理論、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後現代崇高」概念，以及卡繆（Albert Camus）存在主義思想，重新審視「探戈」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現代性的精神譜系中的轉化。

延續閱讀：

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後現代崇高」概念

《最好的辯護·深喉案》

《歌喉讚 II》（Pitch Perfect, 2017）

一、引言：從激情到虛無的探戈

1970年代初期的歐洲，正經歷由1968年革命熱潮轉向政治失落的過渡期。社會理想、性解放與個人自由的神話，在現實的壓力與文化的倦怠中逐漸崩解。貝托魯奇的《巴黎最後的探戈》出現在此一臨界點上，它以激烈的肉體表現與精神孤絕構築出一種「激情的廢墟美學」。

二十年後，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另一種歷史的空洞出現。貝拉·塔爾的電影《撒旦的探戈》（根據）以近七小時的長鏡頭與極度緩慢的節奏，描繪一個失落社會的腐爛景象。兩部電影看似屬於不同時代與地域，卻在美學與哲學層面上產生深刻共鳴——皆以「探戈」作為隱喻：前者是身體的探戈，後者是時間的探戈；前者燃燒於激情之中，後者凝固於虛無之內。

Comment by iPLOP on November 15, 2025 at 11:34am

二、崇高的概念：從康德到後現代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將「崇高」（das Erhabene）區分為兩類：

數量的崇高（Mathematisch-Erhabene）：面對無法計量的巨大時，人類理性超越感官界限的經驗；力量的崇高（Dynamisch-Erhabene）：在面對自然威力或恐懼時，理性意識戰勝感官恐懼的自覺。

這兩種崇高都預設一種主體的「超越能力」——即人雖渺小，卻能在震懾中體驗理性的偉大。然而進入20世紀後，這種主體中心式的崇高被徹底動搖。利奧塔提出「後現代崇高」的概念，指出在語言、意義與信仰崩解的世界裡，崇高不再來自自然的壯闊，而是來自無可呈現（unpresentable）的存在。

在美被破壞、靈光消逝之後（本雅明），藝術仍可在「恐懼與延宕」之中保留一種精神的震顫。這樣的現代崇高，便是從康德式理性超越轉化為虛無中的堅持。

 

三、《巴黎最後的探戈》：肉體的崇高與慾望的毀滅

貝托魯奇的電影發生於巴黎的一個空公寓內，匿名的男女主角以肉體作為唯一的交流方式。影片以探戈作為象徵——探戈的貼近與拉扯、節奏的急促與停頓，成為現代人於慾望與孤絕之間掙扎的寓言。

從崇高的角度來看，這種肉體的極端暴露並非單純的情色，而是一種「身體對無限的逼近」。馬龍·白蘭度飾演的保羅，在失去妻子後試圖透過性與暴力重建主體的感覺；而最終的崩解，則揭示了崇高的恐懼面：當慾望推向極限，主體反而在超越的邊界上瓦解。

在此，貝托魯奇將康德的「崇高」內化為心理經驗——人不再面對自然的浩瀚，而是面對自身慾望的無邊。這種內向的崇高，是現代人失去信仰後的替代宗教：身體成為靈性的戰場。

電影的最後，死亡成為唯一的出路。當美被激情毀壞之後，剩下的是一種冷峻的寂靜。這裡的「探戈」不再是舞蹈，而是存在與虛無的搏鬥。

四、《撒旦的探戈》：虛無的崇高與延宕的永恆

《撒旦的探戈》幾乎以相反的形式處理同一命題。貝拉·塔爾摒棄了激情與語言，以無盡的灰調與長鏡頭構成一種時間的靜默。故事中，村民等待「救世者」伊里米亞什的歸來，但最終等待的只是新的欺瞞與循環。

Comment by iPLOP on November 10, 2025 at 11:00am

塔爾的鏡頭如同緩慢的宗教儀式，讓觀者被迫體驗「延宕的時間」。這種延宕正是現代崇高的核心：當意義消失，時間本身成為壓迫。正如利奧塔所言，崇高來自於「表象的失效」——《撒旦的探戈》正是一部關於表象如何被耗盡的電影。

影片中那場著名的「醉舞」場景，村民在酒與泥中反覆起舞，節奏紊亂、音樂嘈雜，卻構成一種荒謬的秩序。這裡的「探戈」已無美感可言，卻象徵著人類在廢墟中仍不斷重演自身的命運。

塔爾的「崇高」不再是康德式的理性勝利，而是「被時間吞噬的崇高」：在無限的空虛裡，人不再超越自然，而是被存在的重量所壓迫；然而，正是在這種壓迫中，人仍以凝視、以等待，維持著精神的殘餘。

這種姿態，與卡繆筆下的薛西佛有共鳴。薛西佛推石上山的行為雖然荒謬，卻因意識而成為抵抗的象徵；而塔爾筆下的人物連「意識的反抗」都被剝奪，只剩下在泥濘中延宕的肉體。這是一種後存在主義的悲劇：崇高不再誕生於意識，而誕生於無意義的持續。

五、共鳴與對照：探戈作為現代寓言

《巴黎最後的探戈》與《撒旦的探戈》構成了現代性兩端的寓言。前者代表慾望的火焰，後者代表歷史的餘燼。兩者之間的共鳴不僅在於主題上的相似，更在於它們共享一種「崇高的結構」：

在兩部作品中，「探戈」作為文化符號被賦予了深層隱喻：探戈的步伐——前進三步、後退兩步——正象徵現代人的處境：歷史表面前進，實則停滯；慾望看似燃燒，實則自毀。

伯托魯奇與塔爾皆以「舞蹈」隱喻存在的動力學：人類的運動不是通向自由，而是圍繞虛無旋轉。

六、從崇高到後崇高：存在的倫理

若從哲學譜系上看，《巴黎最後的探戈》延續的是卡繆式的存在倫理——在荒謬中尋求真實；而《撒旦的探戈》則進入利奧塔與巴塔耶的領域——在崩解中尋求極限的感知。

卡繆的薛西佛之所以「幸福」，是因他擁有意識；但塔爾的角色失去了意識的自由，卻仍不得不活著。這樣的「無意識的延宕」揭示了一種更深的倫理：當一切崩壞之後，仍然存在的，便是存在本身的慣性。

這種慣性即是「後崇高」（post-sublime）——它不再追求超越，而是維持在崩解邊緣的持續感。因此，《巴黎最後的探戈》與《撒旦的探戈》並非單純的對照，而是崇高演化的兩個階段：前者是崇高的燃燒；後者是崇高的餘燼。

七、結論：崇高的停頓

從貝托魯奇到塔爾，探戈作為隱喻經歷了一次由「神秘到凝固」的轉化；前者讓探戈成為肉體的祈禱，後者讓探戈成為時間的懺悔。

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我們見證了崇高的命運：它不再屬於信仰或理性，而屬於存在本身那一刻的「停頓」。一個讓人屏息的瞬間，既非激情也非冷寂，而是生命意識在虛無中仍然閃爍的微光。

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真正的現代性並非在於希望，而在於仍能在絕望中思考。探戈之所以永恆，並非因為它美，而是因為它讓人記得：即使世界已成廢墟，身體仍在緩慢起舞。

Comment by iPLOP on November 9, 2025 at 8:36am

[愛墾研創]從探戈到《撒旦的探戈》：崇高的兩極與現代虛無

探戈，是一種在極端情感張力中誕生的舞蹈。它的節奏、步伐與身體的貼合，往往被視為愛與慾望、理性與本能、控制與放縱之間的辯證。當我們談論「從神秘到凝固」的探戈之美時，其實也觸及了一個哲學層面的問題——崇高（the Sublime）。這個概念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降，被用以描述人類在面對無限或不可度量之物時，所產生的自我超越與精神震撼。而這種精神經驗，恰恰能幫助我們理解探戈與貝拉．塔爾（Béla Tarr）根據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所展現的藝術張力。

一、探戈的崇高：身體的形而上運動

探戈的「崇高」來自其對有限身體的極致調度。康德區分了「數量的崇高」與「力量的崇高」：前者源於無法計量的浩瀚，後者則來自對威力的感知與敬畏。探戈正位於兩者之間——它以有限的兩具身體，去模擬無限的流動與抗衡。舞者在剎那的凝固中經驗「力的對峙」；在轉身、滑步的瞬間體驗「無限的延展」。這種感覺既感官又超越感官，是肉身的哲學，是靈魂在軀體中爆發的瞬間。

然而，探戈的崇高並不止於形而上之美。它還帶有一種悲劇性的「延宕」：每一次貼近都意味著分離的開始；每一次轉身都預示著離散的命運。正如康德所說，崇高並非美的對立，而是當美無法再安撫人心時，人類仍試圖在恐懼中尋求意義的努力。探戈在那一瞬的「凝固」裡，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短暫與永恆並存——這正是崇高的邏輯。

二、《撒旦的探戈》的崇高：虛無中的延宕

若說探戈的崇高是動態的、炙熱的，那麼《撒旦的探戈》所呈現的崇高，則是靜止的、冰冷的。卡撒茲納霍凱筆下的世界是一個永不終結的循環：人們在腐朽的村莊裡等待救贖，卻不斷被時間與幻覺拖入更深的泥濘。塔爾以極慢的鏡頭、無盡的長鏡與陰鬱的黑白影像，將這種延宕視覺化——觀者被迫在時間的凝視中體驗「虛無的重量」。

這正呼應了當代「現代崇高」的概念。不同於康德時代面對自然或宇宙的宏偉震撼，現代人面對的是意義的荒蕪、秩序的崩解與靈光的消逝。正如萊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言，現代的崇高不再是對「無限」的驚嘆，而是對「無意義」的感知。《撒旦的探戈》中的人物仿佛早已超越希望與絕望之間的界線，只剩持續的等待與腐敗的生命。這種延宕，不是希望的延續，而是崇高的殘餘——在美被毀壞之後，仍有一種幽暗的精神韌性，使人不至於全然墜入虛無。

三、卡繆的差異：意識與荒謬

在這裡，將《撒旦的探戈》的虛無與卡繆（Albert Camus）在《薛西佛的神話》中提出的存在主義相比，能看出明顯的分野。卡繆筆下的薛西佛面對荒謬，仍選擇推石上山——他以「意識」對抗無意義的命運。「我有意識，石頭沒有」這句話標示了人類在荒謬世界中的主體性與尊嚴。而在卡撒茲納霍凱的世界裡，這種尊嚴已經崩塌。人不再是推石者，而是被石頭碾壓的存在。這不是卡繆式的反叛，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虛無主義：人既無力拒絕，也無從救贖，只能在腐爛的時間中緩慢漂浮。

因此，若說卡繆的荒謬仍蘊含一種道德勇氣，《撒旦的探戈》的虛無則是一種後崇高的宿命感。它不再呼喚自由，而是逼視人類精神的廢墟；不再追問意義，而是接受無意義的持續存在。這種「延宕中的恐懼」正是現代崇高的另一面。

四、結語：從激情到虛無的崇高譜系

從探戈的身體美學到《撒旦的探戈》的精神荒蕪，我們看到的是崇高的兩極：一端是生命在極限中的燃燒，另一端是存在在極限後的冰冷。前者以動態的激情接近神秘，後者以靜態的虛無接近永恆。兩者都證明了藝術超越美的能力——當美被破壞、當靈光消逝，人類仍能在恐懼與延宕之中，尋得精神的回聲。

崇高，從來不是安慰，而是一種存在的證據。它提醒我們：在舞者的瞬間凝固與村民的無盡等待之間，人類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凝視那不可言說的「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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