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蒲團》也是一個人寫的。既然是一道橋梁，通過的當然有各種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過，罪惡也無從拒絕。只看那個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善於用心使用它。

提起道德和罪惡，使我感到一點迷惑。我不注意我這隻手是否能夠拒絕罪惡，倒是對於罪惡或道德兩個名詞想仔細把它弄清楚些。平時對於這兩個名詞顯得異常關心的人，照例卻是不甚追究這兩個名詞意義的人。我們想認識它；如制造燋餅人認識燋餅，到具體認識它的無固定性時，這兩個名詞在我們個人生活上，實已等於消滅無多意義了。文學藝術歷史總是在“言志”和“載道”意義上，人人都說藝術應當有一個道德的要求，這觀念假定容許它存在，創作最低的效果，應當是給自己與他人以把握得住共通的人性達到交流的滿足，由滿足而感覺愉快，有所啟發，形成一種向前進取的勇氣和信心。這效果的獲得，可以說是道德的。但對照時下風氣，造一點點小謠言，诪張為幻，通常認為不道德，然而倘若它也能給某種人以滿足，也間或被一些人當做“戰略運用”，看來又好像是道德的了。道德既隨人隨事而有變化，它即或與罪惡是兩個名詞，事實上就無時不可以對調或混淆。 

一個牧師對於道德有特殊敏感，為道德的理由，終日手持一本《聖經》，到同夫人勃谿，這勃谿且起源於兩人生理上某種缺陷時，對於他最道德的書，他不能不承認，求解決問題，倒是一本討論關於兩性心理如何調整的書。一個律師對於道德有它一定的提法，當家中孩子被沸水燙傷時，對於他最道德的書，倒是一本新舊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說道德鄰於人類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聖經》，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應篇》，但我的一個密友，卻需要我寫一封甜蜜蜜充滿了溫情與一點輕微憂郁的來信，因為他等待著這個信，我知道！如說多數需要是道德的，事實上多數需要的卻照例是一個作家所不可能照需要而給與的。大多數偉大作品，是因為它“存在”，成為多數需要。並不是因為多數“需要”，它因之“產生”。我的手是來照需要寫一本《聖經》或一本《太上感應篇》，還是好好地回我那個朋友一封信，很明顯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間隨意選擇。我在選擇。但當我能夠下筆時，我一定已經忘掉了道德和罪惡，也同時忘了那個多數。

我始終不了解一個作者把“作品”與為“多數”連綴起來，努力使作品庸俗、雷同、無個性、無特性，卻又希望它長久存在，以為它因此就能夠長久存在，這一個觀念如何能夠成立。溪面群飛的蜻蜓夠多了，倘若有那麼一匹小生物，倦於騷擾，獨自休息在一個岩石上或一片蘆葉上，這休息，且是準備看一種更有意義的振翅，這休息不十分壞。我想，沈默兩年不是一段長久的時間，若果事情能照我願意做的做去，我還必須把這份沈默延長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