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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剩薩賓娜自己了。她還是只穿著內衣，回到鏡子前，把禮帽又戴上，久久地看著自己，對自己多年來只是為了追尋那失去了的一瞬間而感到驚訝，

許多年以前，這頂禮帽曾使托馬斯拜訪她畫家時興致盎然。他戴上帽子，從大鏡子里去看自己，鏡子也像在日內瓦一樣是靠著墻的。他想看看自己作為一個十九世紀的市長是什麽摸樣。薩賓娜開始脫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頭上。他們都站在鏡子面前（每次她脫衣時他們總是站在鏡子面前），看著他們自己。她脫掉了內衣，頭上仍然戴著帽子，在這一瞬間，她意識到他們倆都被鏡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動了。

什麽能使他們如此激動？幾分鐘前她也戴著帽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個玩笑而已。激動與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嗎？

是的。他們通過鏡子互相觀看，最初幾秒鐘看到的只是一種笑劇場面，突然，笑劇被一種激動所覆蓋：圓頂禮帽不再意味著玩笑，而是意昧著強暴，強暴薩賓娜，強暴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尊嚴。她看到自已赤裸的雙腿以及從薄薄短褲里隱約透出的陰毛三角區。女式內褲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幫幫的男子禮帽對她的女性魅力給以否決，褻瀆，以及嘲弄。托馬斯穿戴整齊地站在身邊，這一事實意昧著他們倆所看到的已遠非某種純凈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後來也會不得不脫衣、戴帽什麽的）；而是一種恥辱。她不但沒有唾棄它，反而自豪地挑逗他把它玩味個夠，玩昧它的全部價值，好像服從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開的強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顧帽子滾到桌下，兩人在鏡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滾起來。

讓我們回到禮帽上來吧！

首先，這是一個模糊的記憶，通向被遺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紀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長。

第二，這是她父親的紀念物。埋葬了父親後，哥哥占有了父母的全部財產，她拒絕不顧廉恥去捍衛一己之權利，便嘲諷地宣稱她願意要這頂禮帽作為唯一的遺產。

第三，這是她與托馬斯多次性愛遊戲中的一個道具。

第四，這是她有意精心培養的獨創精神的一個標志。她移居時沒帶多少東西，而帶了這又笨又不實用的東西，意昧著她放棄了其它更多實用的東西。

第五，現在她佳在國外，這頂帽子成了一件傷感物。她去蘇黎世見托馬斯，就帶著這頂帽子，打開旅館房門時頭上也正戴著它。可有些她沒有預料到的事發生了：這頂帽子不再新鮮有趣和刺激性欲，僅僅變成了一座往昔時光的紀念碑。他們倆都感動了。他們像是第一次做愛，不是一種猥褻的性遊戲。這次見面也不是他們性交往的一種繼續，不能像以面那樣每次都有機會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亂。這次會見是一種時間的恢復，是他們共同歷史的贊歌，是那遠遠一去不可回的沒有傷感的過去的傷感總結。

這頂禮帽是薩賓娜生命樂曲中的一個動機，一次又一次地重現，每次都有不同隨意義，而所有的意義都像水通過河床一樣從帽子上消失了。我們也許能稱它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兩次定入同一條河流”）：這頂帽子是一條河床，每一次薩賓娜走過都看到另一條河流，語義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義，盡管原有意義會與之反響共鳴（像回聲，像回聲的反復激蕩），與新的含義混為一體。每一次新的經驗都會產生共鳴，增添著渾然回聲的和諧。托馬斯與薩賓娜在蘇黎世的旅館里被這頂帽子的出現所感動，做愛時幾乎含著熱淚，其原因就是這黑色的精靈不僅僅是他們性愛遊戲的遺存，而且是一種紀念物，使他們想起薩賓娜的父親，還有她那位生活在沒有飛機與汽車時代的祖父。現在，我們站在這個角度，也許比較能理解薩賓娜與弗蘭茨之間的那道深淵了：他熱切地聽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熱切地聽了他的故事。但是，盡管他們都明白對方言詞的邏輯意義，但不能聽到從它們身上淌過的語義之河的竊竊細語。所以，當她戴著這頂禮帽出現在他面前，弗蘭茨感到不舒服，好像什麽人用他不懂的語言在對他講話；既不是猥褻，也不是傷感，僅僅是一種不能理解的手勢。他不舒服是因為它太缺乏含義。

人們還很年輕的時候，生命的樂章剛剛開始，他們可以一起來譜寫它，互相交換動機（像托馬斯與薩賓娜相互交換禮帽的動機），但是，如果他們相見時年歲大了，像薩賓娜與弗蘭茨那樣，生命的樂章多少業已完成，每一個動機，每一件物體，每一句話，互相都有所不一樣了。

如果我把薩賓娜與路蘭茨的談話記下來，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有關他們誤解的詞匯錄。算了，就編本小小的詞典，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