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讓死亡並非毫無意義的途徑，就是把自己視為某種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區、社會。如果不這麽想，那麽，死亡只能是一種恐懼；但是如果這麽想，就不是。羅伊斯認為，忠誠“通過顯示為之服務的外在事務，以及樂於提供服務的內在意願，解決了我們庸常的存在的悖論。在這種服務中，我們的存在不是受到挫折，而是得到豐富和表達”。近期，心理學家使用“超越”（transcendence）一詞表達這樣一種思想。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自我實現之上，他們提出人們有一種看見和幫助別人實現潛力的超越性願望。…

對托馬斯而言，這完美地體現了他關於生物作用的理論。針對厭倦感，生物會體現出自發性；針對孤獨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針對無助感，生物會提供照顧其他生命的機會。

“L先生又開始進食了，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間，”托馬斯報告說，“因為狗每天下午都需要散步，他告訴我們他願意做這項工作。”三個月後，他離開了療養院，回到了自己的家。托馬斯確信這個項目挽救了他的生命。

項目是否挽救了L先生的生命也許不是本書討論的內容了。托馬斯實驗最重要的發現不是說有個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殘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為他們提供活著的理由是可能的。即便那些患有嚴重老年癡呆症、已經喪失了理解周圍情況的居民，也能夠體驗到更有意義、更愉悅和更具滿足感的生活。衡量人們對藥物的依賴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較容易，而衡量人們從生活當中得到的價值感則困難得多。…

M.C. 今天和我一起餵鳥。她往常都是坐在儲藏室門邊，看我進進出出，今天早晨我問她想不想跟我一道兒。她非常熱情地答應了，所以，我們就一起去了。我餵食、餵水的時候，M.C.幫我端著食物盒。我向她解釋每一個步驟，我把鳥羽弄濕的時候，她笑個不停。

大通紀念療養院現在的居民包括100隻長尾小鸚鵡、兩條狗、4隻貓，以及一群兔子和一群下蛋雞。這里還有數百株室內植物和一個欣欣向榮的菜園、花園。療養院為員工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務，還新開辦了一項針對放學後孩子的項目。…

至今他還在驚嘆團隊的低效率。“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完、全、不、 知、道！”這就是這事的有趣之處。正因為他們這麽理所當然地完全不懂，所以每個人都放鬆了警惕，積極投入其中——包括居民們。任何人只要會做，就幫著用報紙墊鳥籠，安撫狗和貓，帶領孩子們幫忙。那是一種“輝煌”的混亂——用格里辛富有外交意味的話說，是一種“激昂的環境”。

他們必須要解決運行中的各種問題，比方說，如何餵養那些動物。他們決定建立日常的“餵食規矩”。朱迪從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弄來了一輛舊的送藥車，並把它改裝成他們所謂的“鳥車”。鳥車上裝滿了鳥食、狗糧、貓飯，由工作人員推到各個房間，更換報紙襯墊，給動物們餵食。托馬斯說，用曾經運送過好多噸鹽酸氯丙嗪的藥品車分發奶骨餅乾，這有一種美麗的顛覆感。…

他們遞交了申請。霍伯特盤算他們的申請沒有機會通過。但是，托馬斯帶上一個團隊，親自去州府遊說官員們。他們獲得了撥款，以及推行計劃所需要的所有的規定棄權聲明。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霍伯特回憶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哦，我的上帝，我們不得不這麽幹了。’”

實施計劃的工作落在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的頭上。她60多歲，在療養院工作了多年。有機會嘗試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途徑，她很受吸引。她告訴我，她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覺得她的任務就是在托馬斯偶爾的盲目樂觀和員工的害怕與怠惰之間走鋼絲。…

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坐在屋子里，還有活動主任和一名社工……我看他們三個坐在那兒，互相對視，轉動著眼睛，說：“這會很有趣。”

我說：“好吧，我寫下來。”當時我就開始想，“雖然我不像你對這件事情這麽投入，但我還是寫上兩條狗吧”。

他說：“那貓呢？”

我說：“貓？我們已經寫了兩條狗了。”

他說：“有些人不喜歡狗，他們喜歡貓。”

我問他：“狗和貓都要？”

他說：“寫下來供討論嘛。”

我說：“好吧，我寫上一隻貓。”

“不，不，不。我們有兩層樓。每層樓兩只貓怎麽樣？”

我說：“我們給健康科提出的建議是兩條狗和4只貓？”

他說：“是的，就這麽寫吧。”

我說：“好吧，我寫。我認為在這點上我們脫離了實際，他們不會贊成的。”

他說：“還有一項內容。鳥怎麽樣？”

我說規範說得很清楚，“療養院不允許養鳥”。

他說：“但是鳥怎麽樣？”

我說：“什麽鳥怎麽樣？”

他說：“只是想想看——…

用兩條狗 4隻貓 100隻鳥發起的革命

從上班第一天開始，他就感覺到農場生活和療養院生活的強烈反差：農場生活輕快活潑、欣欣向榮，療養院則體現了局限性、機構化，缺乏生活氣息。他的見識折磨著他的心。護士們說他會適應的，但是，他適應不了，而且，他也不願意適應他所看到的情形。幾年以後他也許能夠給出充分的緣由，但是骨子里頭，他認識到大通紀念療養院的情況在根本上與他自給自足的理想相衝突。…

他註冊就讀了附近的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學院。在這里，某種東西點燃了他的激情。也許是在他離開的時候，高中老師曾預言他等不到聖誕節就會屁滾尿流地滾回小鎮。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他取得了遠遠超出所有人意料的成功，他開始對學習用心，保持了4.0的平均成績，並又一次當選學生會主席。他本來想當體育老師，但是在生物課上，他開始覺得也許醫學更適合自己，結果他成了科特蘭學院第一個進入哈佛醫學院的學生。

他熱愛哈佛。本來他也可以懷著憤憤不平的心情到那里——一個工人階級的孩子，一心想證明自己有別於那些在常春藤大學上學、有著信托基金賬戶的勢利眼。但是他沒有，他覺得這個地方給他以啟示。他喜歡周圍的人，那些人都奮發努力，熱愛科學、醫學，熱愛一切。

“我最喜歡醫學院的一點是，每天晚上我們一群人一起在貝斯以色列醫院（Beth Israel…

絕望療養院里的瘋狂計劃

在此之前，托馬斯在附近一所醫院的急診科（同療養院完全不同的地方）當醫生。到急診科的人有著各種類型的、可以修復的問題，如腿骨折，或者鼻子被馬蜂蜇了。如果病人有更嚴重的、潛在的問題，例如，如果腿部骨折是由老年癡呆症引起的，他不需要管這些問題，只需要把病人送到另外的地方（如療養院）就可以了。在他看來，這份醫療主任的新工作使他有機會做與過去不一樣的事情。…

她發覺自己又開始擔憂他了。他飲食不合理，記憶力更差了。即便有健康助理經常看望他、晚上有人巡夜，他大部分時間還是一個人在屋子里呆坐著。她覺得以他的衰弱程度，他得到的照料還是不夠，她不得不把他送到提供24小時護理的地方去。

她參觀了附近的一家療養院。“那是較好的一家，”她說，“很乾淨。”但這是一家療養院。“人們跌坐在輪椅里，在過道上排著隊。太可怕了。”她說這是她父親最最害怕的那種地方，“他不希望他的生活局限於一張床、一張桌子、一臺小小的電視機和半個房間——中間會用簾子把他和別人隔開。”

但是，她說，當她走出那個地方的時候，她心里想的是：“我不得不這麼做。”盡管很糟糕，她還是只好把他放在這里。

我問為什麼。…

使事情複雜化的是，我們沒有好的指標來評價養老院在幫助人們生活方面的成功程度。相反，我們有非常精確的健康和安全評價體系。所以，你可以猜想到養老院關注的內容：他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了吃藥了，或者是不是摔倒了；而不是他是不是孤獨。…

如何平衡善意的保護和自立的尊嚴

對路·桑德斯來說，它沒有發揮作用。憑著他那一點微薄的積蓄，能夠在家附近找到一所輔助生活機構接受他，謝莉覺得很幸運。他的積蓄幾乎都已經花光了，其他大多數地方的收費都高達數十萬美元。她為路找到的那所養老院接受政府資助，因此他承受得起相應費用。這個養老院有賞心悅目的走廊、粉刷一新光線充足的門廳、漂亮的圖書館、面積合理的寓所，看起來很有吸引力、很專業。從第一次參觀，謝莉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但是路拒絕了，因為環顧四周，他沒看到一個不用助步車的人。

“我會成為這里唯一一個用自己的雙腿站立的人，”他說，“這不是我該住的地方。”…

“抱著采用這個名詞的普遍想法，突然之間，輔助生活成為療養機構改頭換面的一個旗號，還有些甚至是只有16張床的寄宿機構，只是希望通過這個概念吸引更多自費的客戶。”她在報告中指出。不論她費多大的勁強調自己的初始理念，其他人卻並不像她那樣忠誠。

大多數時候，輔助生活僅僅成了從獨立生活到療養院之間的一個中轉站。它成了目前流行的“持續護理”概念的一個部分。“持續護理”說起來非常好聽，也完全符合邏輯，但卻延續了把老年人當學前兒童對待的情形。對於安全和訴訟的擔憂越來越限制人們…

文化差異也不顯著。對中國香港地區居民的研究結果和對美國人的研究結果一模一樣。重要的是觀念。巧的是，在團隊完成香港地區研究之後一年， 新聞報道說香港地區的政治控制權將移交給中國政府。對於這一轉變後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許多香港人充滿焦慮。研究人員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了重復研究。果不其然，他們發現人們極大地縮小了社會網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目標差異基本消弭了。主權移交一年以後，不確定性消除了，團隊又做了一次研究。年齡差異又出現了。“9 · 11”襲擊事件之後，他們又對美國做了一次研究；2003年，在SARS肆虐香港地區，幾周之內就奪走了近300條生命以後，他們又對香港地區做了一次研究。在每一項研究中，結果都是一貫的。正如研究人員所說，當“生命的脆弱性凸顯出來”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目標和動機會徹底改變。至關緊要的是觀念，而不是年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