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想象物社會學的構建

事實上，社會學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關注想象物了，即使他們尚未使用諸如“想象物”這般確定的概念。比如，迪爾凱姆曾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1895)中寫道：“社會並不是個人相加的簡單總和，而是由個人的結合而形成的體系，而這個體系則是一種具有自身屬性的獨特的實在。毫無疑問，如果沒有個人意識，任何集體生活都不可能產生，但僅有這個必要條件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個人意識結合或化合起來，而化合還要有一定的方式。社會生活就是這種化合的結果。因此，我們只能以這種化合來解釋社會生活。”[4]其中的“化合”實際上指的是想象物化，結果在於想象物成為真實的現實。

到了20世紀初，通過大量的實踐觀察與檢驗，社會學家們發現科學主義實證論的定量分析固然在研究社會的宏觀面，如社會組織、社會制度、社會流動、社會階層、社會結構等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但是對於想象物，包括對於其他一些社會內隱現象，如習俗、風尚、道德、品行、信仰、身體，等等，即對於那些所有能夠被稱為是“意識形態”的事物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力不從心，定性分析的方法由此得到了強調。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強調並不意味著否定，因為：“在不同的領域，人們對兩者的期望和要求不一樣，但就總體發展而言，兩者缺一不可；特別是，推崇一個就會抑制另一個”[5]。當時最著名的方法論研究來自胡塞爾的現象學。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門被稱作是“想象物社會學”的學科誕生了。這尤其是在歐洲的意大利、法國，美洲的巴西、美國等國。其學科承繼見圖 1。

據圖 1 並結合當時的西方傳統，我們不難發現想象物社會學實際上是社會學在經歷了純粹理性價值之後的科學探索。它是關於社會的新見解，也是新的方法論解釋。想象物社會學，同城市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教育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或工作社會學等“傳統的”社會學類型一樣，也是由其規定物所定義的。它關注一切人類行為的想象維度，因此橫向地從政治、宗教、文學、藝術、人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切入社會。由於想象物的抽象性，換言之，由於想象物缺乏具象客體，想象物社會學成為複雜的科學；又由於想象物主題的多義和其切入的橫向性，想象物社會學則又成為特殊類型的社會學。在想象物社會學的視域中，能夠讓想象和神話影像深深植根的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事件(événements)”才是社會世界的永恒，地方風俗、個人習慣、生活交往、群體共在等社會過程元素因此成為現實的社會構建基礎；這也就意味著，想象物社會學使理解、認識和解釋想象物如何對於人類行為、人類表達等產生影響成為可能。

這裏需要加以補充說明的是圖 1中吉爾伯特·杜朗(Gilbert Durand)的人類學：一方面，吉爾伯特·杜朗對於國內的學者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另一方面，吉爾伯特·杜朗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對於想象物社會學的建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吉爾伯特·杜朗，法國著名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師承榮格和巴什拉，他因在想象物理論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聞名於世。在《想象物的人類學結構》(1969)一書中，他首先研究了象征與神話中想象物的不變形式，即所謂“想象物的人類學結構”。據此，他得到了構成想象物的諸多要素，如概念驅動(schèmes)、原型(archétype)、結構(structures)、運行律(régimes)，等等。概念驅動，實為概念的集合，是較為深刻的精神結構，它能讓人們運用理智將各種象征組織起來。例如，“垂直”的概念驅動會把世界劃分為“高”“低”兩種對立價值，“跌倒”由此成為想象物題材。該題材能在情感的概念驅動中找到根源，這是因為人有兩足，人以兩足站立，站立的人有隨時跌倒的可能。出於以上原因，“跌倒”就成為人們能夠在無數神話、傳說中發現的重要象征類型和象征線索之一，如伊卡洛斯(Icare)和坦塔洛斯(Tantale)等。原型是最初或最基礎的形象，亦指能夠不斷重復出現在夢境、幻想、文學、宗教、神話中的意象，它來自文化的積累與凝練。結構是整體性的構型、組態，包括構成的諸要素及組織的序量、張量等，神話和傳說能夠完成想象物的結構，並成為結構的一部分。運行律是思維的一般方法，吉爾伯特·杜朗指出想象物具有兩種重要的運行律：晝間律(le régime diurne)和夜間律(le régime nocturne)；晝間律是建立在對立、反命題、類型分離基礎之上的思維方法，這是因為在晝間，視能有了好的表現，人們能夠清楚地進行區分。此時的思維會將所有的元素區分為二：高和低，真和假，白天和黑夜，男人和女人，自然和文化，等等。夜間律是建立在綜合基礎之上的思維方法，這也許是因為在夜間，事物暗淡呈現，難以被區分的結果，而綜合能讓事物融合與匯聚。在該書的後半部，吉爾伯特·杜朗開始從對想象物的靜態研究，即從想象物的構成研究轉向對想象物的動態研究，即轉向想象物的活性研究。為此，他創造了“語義流域(bassin sémantique)”理論：隨時間的變化，想象物也在發生著變化且終將耗盡，新的想象物會出現、匯集、得名、耗盡；然而，這樣的變化並不妨礙基本主題的復甦 (見圖2)。

吉爾伯特·杜朗認為，每個語義流域的持續時間在140-180年之間，其耗盡或許是因為內部的漂移、失控，或許是因為革新因素的涉入。然而，從不存在一個徹頭徹尾的死亡，這是因為一些神話元素始終存活於“集體的記憶(la mémoire collective)”[6]135之中。文化歷史因此成為永恒與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能夠解釋“如何同時理解，或換言之，在觀察者所處的文化與時代背景中，辨認並區分文化、文化時刻、‘時代’等，以使得如此的文化物象能夠確實地顯明”[6]136。同時，吉爾伯特·杜朗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與此相關的理論概念，如“神話評論(la mythocritique)”①、“社會文化的規則(la topique socioculturelle)”②等。總之，“在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和加斯東·巴什拉的學派中，吉爾伯特·杜朗的思想是豐富的，他以奇特的文風進行表達，即以眾多的參註、大量的觀點和思索路徑征服讀者。這亦使其中的相參性不易被確定。他的工作帶來對認識論的思考，對人文科學客觀化和實證主義立場的討論。然而，對他而言，他更傾向的是那種向現實的不同知識形式所敞開的‘新的人類學精神(nouvel esprit anthropologique)’”[7]。換言之，吉爾伯特·杜朗強調的是能讓人們理解想象物的變化和想象物的社會、歷史影響等的神秘方式所具有的生機與複雜性，他的工作為想象物的研究，包括社會學研究和其他一些學科的研究搭建了基本的理論和認識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