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事情複雜化的是，我們沒有好的指標來評價養老院在幫助人們生活方面的成功程度。相反，我們有非常精確的健康和安全評價體系。所以，你可以猜想到養老院關注的內容：他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了吃藥了，或者是不是摔倒了；而不是他是不是孤獨。

威爾遜說，更令人沮喪也更重要的是，輔助生活機構不是為老年人修建的，而是為他們的子女修建的。實際上，決定老年人住哪里的是兒女，這從養老院的銷售方式就看得出來。他們努力完善營銷人員所謂的“視覺內容”，例如，吸引謝莉視線的漂亮的、酒店式的入口通道。他們兜售電腦實驗室、鍛煉中心，以及聽音樂會和參觀博物館等活動——這些東西主要是中年人希望其父母擁有的，而不是父母自己的選擇。最重要的是，他們鼓吹自己是安全的地方。他們從來不說自己首要關心的是老人希望怎樣生活，因為往往正是因為父母喜歡就其決定與子女爭吵而且固執己見，才導致子女開始帶他們參觀養老院。在這個方面，輔助生活和療養院沒有區別。

威爾遜說，有位同事曾經告訴她：“我們自己想要自主權，而對於我們愛的人，我們要的是安全。”這一直是老弱者面對的主要問題和悖論。“我們希望給予我們關心的人的許多東西，是我們自己強烈拒絕的，因為它們影響我們的自我感受。”

她覺得部分原因要怪老年人自己。“老年人也要為此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是他們把決定權交給了子女。部分原因是覺得自己年老體衰，同時這也是老年人和子女的一個聯結，類似於說‘好了，現在你負責’。”

但是，她說：“很少有子女會想‘這是媽媽想要的、喜歡的、需要的嗎？’他們更多是從自己的角度想問題。”孩子會問：“把媽媽放在這個地方，我心里舒服嗎？”

入住輔助生活機構還不到一年，輔助生活對路來說已經不夠了。最初他還能隨遇而安。他在這里發現了喬治——這里除他之外唯一的一位猶太裔男士。他們很合得來。他們一起玩克里比奇紙牌，每周六一起參加猶太教聚會——雖然這曾是路一直竭力避免的。有幾位女士對他產生了特別的興趣，他大多佯裝不知，但也不總是如此。有一天晚上，他在寓所舉行了一個小型聚會，他的兩位傾慕者也在。他打破了別人遞給他的一瓶白蘭地。

“然後我父親就暈過去了，頭磕到地上，進了急診室。”謝莉說。康復治療結束後，說起此事他一笑而過。“你看看，”她記得他這麼說，“我邀請女人們到家里來，結果只喝了一點點，我就昏過去了。”

從每周在謝莉家住的三天，到一周的其餘日子路自己拼湊的點滴生活，他已經應對自如。做到這一點花了幾個月。在92歲的時候，他逐漸重建了自己可以忍受的日常生活。

然而，他的身體不配合。他的體位性高血壓越發嚴重，他暈厥的頻率增加了——不僅僅是在喝了白蘭地之後，可以是白天也可能是晚上，可能是走路的時候，也可能是起床的時候。救護車出動了多次，帶他去找醫生照X光。 事情逐漸發展到他已經不能再走過長長的門廳，乘電梯去餐廳吃飯了。他繼續拒絕使用助步車，這是一個驕傲的標誌。謝莉只好在他的冰箱里塞滿可以放進微波爐的預制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