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32)

她發覺自己又開始擔憂他了。他飲食不合理,記憶力更差了。即便有健康助理經常看望他、晚上有人巡夜,他大部分時間還是一個人在屋子里呆坐著。她覺得以他的衰弱程度,他得到的照料還是不夠,她不得不把他送到提供24小時護理的地方去。

她參觀了附近的一家療養院。“那是較好的一家,”她說,“很乾淨。”但這是一家療養院。“人們跌坐在輪椅里,在過道上排著隊。太可怕了。”她說這是她父親最最害怕的那種地方,“他不希望他的生活局限於一張床、一張桌子、一臺小小的電視機和半個房間——中間會用簾子把他和別人隔開。”

但是,她說,當她走出那個地方的時候,她心里想的是:“我不得不這麼做。”盡管很糟糕,她還是只好把他放在這里。

我問為什麼。

她說:“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安全。那是首要的考慮,我不得不為他的安全著想。”克倫·威爾遜對於這個過程的發展的說法是對的。出於愛和關心,謝莉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好把他放在他畏懼的地方。

我追問她:“為什麼?”

他已經適應了所在地方的生活。他又把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朋友、一項慣例、一些他喜歡做的事情,組合好了。的確,他不如在療養院安全,他仍然害怕摔那種大跟頭,害怕別人不能及時發現他。但是他更快樂。考慮到他的偏好,他會選擇讓他更快樂的地方。那為什麼做另外的選擇呢?

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覺得難以接受其他的辦法,她只知道路需要有人照顧,他不安全。她真的就把他留在那兒嗎?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逐漸演變的。在像我祖父那樣的人沒有依靠的情況下,我們的老年人過著一種受控制、受監督的機構化的生活。這是醫學為不可醫治的問題設計的解決辦法,一種能保證安全,但是沒有他們所關心的內容的生活。

寶潔公司出產的一種感冒藥,一種薄荷腦搽劑,搽在胸前能夠使感冒者呼吸通暢。——編者注


抗擊療養院的三大瘟疫


1991年,在紐約州北部的小鎮新柏林,一位名叫比爾·托馬斯(Bill Thomas)的年輕醫生做了一個實驗。事實上,他並不確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當時31歲,結束家庭醫學住院醫師的培訓還不到兩年,剛剛接任大通紀念療養院(Chase Memorial Nursing Home)醫療主任一職。這所療養院收住了80位嚴重失能的老人。一半老人屬身體殘障,80%的老人患阿爾茨海默病或者其他類型的認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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