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38)

他們遞交了申請。霍伯特盤算他們的申請沒有機會通過。但是,托馬斯帶上一個團隊,親自去州府遊說官員們。他們獲得了撥款,以及推行計劃所需要的所有的規定棄權聲明。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霍伯特回憶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哦,我的上帝,我們不得不這麽幹了。’”

實施計劃的工作落在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的頭上。她60多歲,在療養院工作了多年。有機會嘗試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途徑,她很受吸引。她告訴我,她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覺得她的任務就是在托馬斯偶爾的盲目樂觀和員工的害怕與怠惰之間走鋼絲。

這個任務可不小。每個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習慣和期望的總和。”托馬斯告訴我。在他看來,習慣和期望已經使得機構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為比好生活更優先的考量,甚至阻礙療養院領來一條狗同居民一起生活。他想帶進來足夠的動物、植物和兒童,使他們成為每個療養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員工固化的日常工作會被打破,但是,這不正是目標的一部分嗎?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為了對抗惰性,他決定直接迎擊那些抵制者——用托馬斯的話說就是“奮力打擊”。他將之看作一整套改革。他們不會領來一條狗、一隻貓或者一隻鳥,看看每個人的反應再做打算;他們要在幾乎同一時間把所有動物引進來。

那個秋天,他們弄回來一條叫靶子的灰狗,一條叫生姜的哈巴狗,4隻貓和100隻鳥。他們扔掉了所有的人工植物,在每個房間都擺上了鮮活的植物。員工子女放學以後會過來玩兒;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療養院後院的花園玩兒,還有供孩子們遊戲的操場。這是采取了“休克療法”。

 

這一過程中趣事不少,舉例來說,他們讓人在同一天把所有的長尾小鸚鵡送來。但他們搞清楚怎麽把100隻長尾小鸚鵡帶到療養院了嗎?沒有。運貨車到達的時候,鳥籠子還沒送來。於是,司機把鳥放進底樓的美容院,關上門就走了。鳥籠子那天晚些時候才送來,但是是放在扁平箱子里的,還沒有組裝起來。

托馬斯說,那真是“亂七八糟”。想起這事他笑了——他是那種凡事都能看到有趣一面的人。

他、他的妻子朱迪、護理主任格里辛及其他幾個人用了幾個小時組裝鳥籠,在美容院飛舞的鳥群中追逐長尾小鸚鵡,再把鳥送到各個居民的房間。老人們聚在美容院窗口觀望。

托馬斯說:“他們肚子都笑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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