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40)

M.C. 今天和我一起餵鳥。她往常都是坐在儲藏室門邊,看我進進出出,今天早晨我問她想不想跟我一道兒。她非常熱情地答應了,所以,我們就一起去了。我餵食、餵水的時候,M.C.幫我端著食物盒。我向她解釋每一個步驟,我把鳥羽弄濕的時候,她笑個不停。

大通紀念療養院現在的居民包括100隻長尾小鸚鵡、兩條狗、4隻貓,以及一群兔子和一群下蛋雞。這里還有數百株室內植物和一個欣欣向榮的菜園、花園。療養院為員工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務,還新開辦了一項針對放學後孩子的項目。

研究者研究了該項目兩年間的效果,對比了針對大通療養院居民和附近另一所療養院居民的各種措施。他們的研究發現,大通療養院居民需要的處方數量下降了一半。針對痛苦的精神類藥物,如好度液(Haldol),下降尤其明顯。總的藥品開銷只是對照機構的38%,死亡率下降了15%。

研究沒法解釋原因,但是托馬斯認為他能說清楚。“我相信死亡率的差異可以追蹤到人對於活著的理由的根本需求。”其他的研究與這個結論相一致。20世紀70年代初期,心理學家朱迪斯·羅丁(Judith Rodin)和埃倫·蘭格(Ellen Langer)做了一項實驗,讓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療養院發給每個居民一株植物。一半居民的任務是給植物澆水,並參加一個關於在生活中承擔責任的好處的講座。另一半居民的植物由他人澆水,聽的講座是說員工應該如何為居民的幸福負責。一年半以後,被鼓勵承擔更多責任的那批人(即便只是負責照顧一株植物這麽小的事)更活躍,思維更敏捷,也活得更長久。[1]


在他的書中,托馬斯講述了他稱之為L先生的故事。入住療養院三個月之前,他結婚60多年的妻子過世了。他無心吃飯,他的子女只好更加頻繁地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後來,他把車開進了溝里,警察指出他有企圖自殺的可能性。出院以後,家人把L先生送進了大通療養院。

托馬斯回憶起同他碰面的情形。“我奇怪這個人是怎麽活下來的。過去三個月發生的事毀掉了他的世界。他失去了妻子、家和自由,也許更糟糕的是,他覺得他繼續活著已經沒什麽意義。他失去了生活的樂趣。”

在大通療養院,盡管服用抗抑郁藥,大家努力鼓勵他,但是,他的情況還是每況愈下。他放棄了走路,整天臥床不起,拒絕吃東西。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新的項目開始了,他得到一對鸚鵡。

托馬斯說:“他顯出一副很快就要告別人世的那種冷漠神情,勉強接受了鸚鵡。”但是,他開始改變。“起初的變化是很微妙的。L先生調整了躺在床上的姿勢,好便於觀察他的‘新責任’的活動。”他開始給照顧他的鳥的員工提建議,報告它們喜歡什麽、表現如何。那兩隻鳥把他從陰暗中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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