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羅素把維特根斯坦視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滿的範例」。按照陳嘉映的說法，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極為深厚的文化素養，並以最本真的方式繼承了西方哲學愛智慧、愛真理的精神；他對人類生存本質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賦，使他在哲學上達到了其他哲學家難以企及的深度。

維特根斯坦著作的魅力，相當程度上在於其獨一無二的文學品質，並因此對整個藝術家群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維特根斯坦成了詩人、作曲家、劇作家、小說家心目中的哲學家，紐美因（M. A. Numminem）還將其浩瀚的《邏輯哲學論》譜成了組曲(Tractatus…

錢鍾書認為：「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對於「圓」的理解，必須與「時」偕行，即根據不同的環境、時間、地點才能獲得具體的含義（「時義」）；由此，圓成了一種「活的終極、生成中的中極」「活的圓」。用錢鍾書的話說，就是「圓活」，即表現了純粹思想的整全性的「一」。與「時」偕行的「圓」，如何落實為具體的文章做法呢？錢鍾書說了「圓之時義大矣哉」之後，接著即說：「推之談藝，正爾同符。」錢鍾書引用了一系列關於行文當「圓」的論述。如，畢達哥拉斯曾說過：「立體中最美者為球，平面中最美者為圈。」帕斯卡說：「其中心無所不在，其外緣不知所在。」德國評論家蒂克稱，圓形之無起止是大學問、大藝術。《易經》雲「圓而神」，朱子說「無極而太極」，皇侃言「小而圓通，有如明珠」，佛典說「圓通」「圓覺」等等，可見，「圓之時義大矣哉」。最後，錢鍾書一言以蔽之：「乃知『圓』者。詞意周妥，完善無缺之謂。」…

《管錐編》由781則劄記組成，分成十卷，分別評論十部中國古典要籍；每卷第1則為總論，是著者對這部書的總體認識，第2則以下對該書中具體段落進行相關的考訂和評論。錢鍾書「夫子自道」：「端賴賢者於義則引而申之，於例則推而益之。」《管錐編》每則文字大致可分為「義」和「例」兩部分。所謂「義」的「引而申之」，即從表面的歸納，到「抉髓究理」，這是「具體的概念」由表及里的軌跡運動，也就是一個個小論點的轉換。對「義」之論證，則舉若干事例、事實作為論據；錢鍾書總是按照概念的流變的秩序或運行的軌跡，把相關的事實例證編排到相應的位置。《管錐編》中隨處可見的「增訂」文字，絕大多數都是對「例」的「推而益之」。…

早期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寫得「像水晶一樣清晰」，形式也很特別：每一章有一個總題，然後給出一系列擴充和論證；一句句格言式語句用號碼排列，表示各個命題的主從關係；所有詞項都像是術語。《邏輯哲學論》的段落以各個層次的阿拉伯字母編號，似乎象征著它是一個嚴密的邏輯結構，文句的口氣也頗為獨斷。

後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關注兩個主要論題，即語言哲學和哲學心理學。維特根斯坦處理這些論題的方式，完全不同於其他哲學家：

首先，形式上沒有通常用於指明論題的章節標題，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693條獨立標號的評論組成，篇幅由一行到數段參差不齊；第二部分共14節，每一小節由未作編號的分散評論構成，有的半頁，有的長達36頁。…

此外，還有另一種思維，「乃是概念的規定性」，它是「實體性的統一性的一種形式規定，是作為整體的形式的一個環節，亦即概念本身的一個環節，這個概念本身乃是有了規定的諸概念的基礎。這個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來直觀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維的對象、產物和內容，是自在自為的事情，是『邏各斯』(Logos)，是存在著的東西的理性，是戴著事物之名的真理」。從這種概念的規定性出發，內容成為我們考察的對象，「內容不如說是在自身那里就有著形式，甚至可以說惟有通過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氣和實質；而且，那僅僅轉化為一個內容的顯現的，就是形式本身，因而也就如同轉化為一個外在於顯現的東西的顯現一樣」；「隨著內容這樣被引入邏輯的考察之中，成為對象的，將不是事物，而是事情，是事物的概念」。…

綜觀一：不深入內容，站在個別存在之上，如同一個框架，可以將內容納入於自身中。這是僵死的的存在者，掩蔽了活生生的運動。

綜觀二：「把自己完全交付給認識對象」，「隨著物質的運動而前進」；這種運動方式，「內容先把自己簡單化為規定性，把自己降低為它自己的實際存在的一個方面，轉化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後科學認識才返回於其自身」。

作為「有我之知」，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屬於第二種「綜觀」，即「動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的運用。他說：「我覺得在研究哲學的時候，應該不斷地改變姿勢，以避免因為某一只腳長時間站立而變得僵硬。」又說：「通向世界未來的道路並不筆直也不平坦，它曲線前行、方向變換不定。」這種研究方式決定了其述學文體必然是「斷片」式的。…

康德式的先驗分析有著致命弱點，即為每一個概念劃定界限，並將概念嵌入到先驗體系之中，成為一個零件；這一體系表面上看很周密，卻與實際情況存在巨大的鴻溝，一旦該體系中的某個零件出了問題，整個體系便隨之崩毀。故維特根斯坦坦言：「我本人對於構建一座大廈沒有什麽興趣，相反，對這座大廈的根基很有研究的興趣。」

的確，那些強烈吸引我們的解釋和體系建構，無力解決所要面對的理解問題。維特根斯坦竭力想把我們從某種特定的思想風格中解救出來，徹底擺脫控制著我們哲學想像的那些理智的妖魔：

我認為，尋求解釋的企圖之所以錯了，原因之一是，我們只需要以正確的方式將我們知道的東西放歸一處，勿需添加任何東西，而我們試圖於解釋中獲取的那種滿足會自行到來。…

斯坦納將「理論」在諸多話語領域中所取得的「勝利」視為「自我欺騙」，「無非是因為科學占了上風，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

錢鍾書的銳見亦一針見血：「邏輯不配裁判文藝。」他說：在考究中國古代美學的過程里，我們的注意力常常給名牌的理論著作壟斷去了。不用說，《樂記》、《詩品》、《文心雕龍》、詩文話、畫說、曲論以及無數掛出牌子來討論文藝的書信、序跋等等是研究對象。同時，一個老實人得坦白承認，大量這類文獻的探討並無相應的大量收獲。好多是陳言加空話，只能算作者禮節性的表了個態。葉燮論詩文選本，曾慨嘆說：「名為『文選』，實則人選。」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實質」是「歷史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常無實質，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