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羅素把維特根斯坦視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滿的範例」。按照陳嘉映的說法，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極為深厚的文化素養，並以最本真的方式繼承了西方哲學愛智慧、愛真理的精神；他對人類生存本質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賦，使他在哲學上達到了其他哲學家難以企及的深度。

維特根斯坦著作的魅力，相當程度上在於其獨一無二的文學品質，並因此對整個藝術家群體產生了重大影響。維特根斯坦成了詩人、作曲家、劇作家、小說家心目中的哲學家，紐美因（M. A. Numminem）還將其浩瀚的《邏輯哲學論》譜成了組曲(Tractatus Suite)。1989年，在維也納舉行的維特根斯坦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包括了一個大型展覽，展示了大量的在不同方面受其影響的藝術作品。

維特根斯坦是一位遺世獨立的思想者，他那與眾不同、鮮明強烈的聲音，根本是無法被模仿的，否則思想便蛻變成行話隱語。他說：「我不想創立一個學派，為什麽呢？因為，實際上我不想被人效仿，那樣沒有什麽意義……我特別不想被那種在普通哲學雜誌發表文章的人們效仿。」

錢鍾書的《管錐編》依托經史子集的十部書，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萬種，引用西方學者、作家千人左右；錢鍾書在中西文化互證互校中，對中國文化作了細致入微的梳理和批判。

錢鍾書曾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說：「弟之方法並非比較文學，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學術活動中多次說過，「打通」分三個層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學科。他說：「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穿著不同學科。」又說：「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

《管錐編》思慮深沈，文辭粹美，「思」與「言」已密不可分，如錢鍾書引席勒詩所謂藝術高境內容盡化為形式，或如錢鍾書引19世紀德國詩人莫里克《賦燈》名篇所謂「物之美者，發光自得」。錢鍾書說自己「但開風氣不為師」，並標明可參觀《談藝錄》論「學派之弊」。為此，錢鍾書閉門謝客，不事應酬，淡泊名利，對各種宣傳、研究始終不予介入，真正做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真正的學者都具開闊的胸襟，從不停留、局限於某家某派，而是以平等心態對待不同文化傳統，汲取各自有益的營養，予以融會貫通，超越和發展自己。由此上出，學問方可進更新一層的境界，開啟一代新風——這是頗為可貴的見識。

倪梁康對現象學有一個總結性評價，完全可以移用來評價維特根斯坦、錢鍾書的述學文體：在這個意義上，現象學的研究是工作哲學的研究。它通常是「貼近地面的」，而非「大氣磅礴的」；是「大題小作」或「微言大義」，而非「大而化之」或「籠而統之」，更不是動輒「上下五千年、往來中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