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畢達哥拉斯文體」——維特根斯坦與錢鍾書的對話 4

斯坦納將「理論」在諸多話語領域中所取得的「勝利」視為「自我欺騙」,「無非是因為科學占了上風,人文學科為了背水一戰而發展出來的」。


錢鍾書的銳見亦一針見血:「邏輯不配裁判文藝。」他說:在考究中國古代美學的過程里,我們的注意力常常給名牌的理論著作壟斷去了。不用說,《樂記》、《詩品》、《文心雕龍》、詩文話、畫說、曲論以及無數掛出牌子來討論文藝的書信、序跋等等是研究對象。同時,一個老實人得坦白承認,大量這類文獻的探討並無相應的大量收獲。好多是陳言加空話,只能算作者禮節性的表了個態。葉燮論詩文選本,曾慨嘆說:「名為『文選』,實則人選。」一般「名為」文藝評論史也「實質」是「歷史文藝界名人發言紀要」,人物個個有名氣,言論常常無實質,倒是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

在錢鍾書看來,「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也」,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蘊含有精辟的見解;出於鮮活的日常生活世界,謠諺將對世界的深刻領會轉換成了語言的存在;訓詁則是對文字意義的追根究底,我們由文字原意的追溯可尋找到立論的根基所在;而那些以理論著作形式出現的論著,「好多是陳言加空話」,這真是錐心之論!

中國思想界的語言傳統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先秦,是中國傳統思想語言的成型時期,形成以「儒」「道」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及其道說方式;東漢至唐宋,佛教文化傳入,漢語思想語言進一步發展,形成「儒」「道」「釋」互動互補的思想文化格局和道說方式;現代,「西學東漸」使中國傳統思想語言分崩瓦解,傳統思想和言說方式經歷一場革命性轉變,但迄今尚未形成鮮明的創造性特征,漢語思想的言說空間尚有待拓展和建構。
作為一種西方哲學思潮,在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世界,「黑格爾主義」基本偃旗息鼓了,雖偶有著各種頑劣的表現。進入現代中國後,「黑格爾主義」蛻變為一種頑固的意識形態傾向和思維定式,充斥著乾癟的概念演繹和空洞的體系構架,蔓延著一種已經失去生命力的畸形的「學院語言」或「經院語言」。現代中國成了「黑格爾主義」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塊地盤,。

現代中國學術語言有極濃厚的唯理論或觀念論色彩,其枯燥乏味、空洞虛假將語言的負面遮蔽功能發揮到了某種極致。「黑格爾主義」幾乎成了我們的「存在—思維—表達」的基本模式。張志揚將這基本模式提煉如下:


1.「歷史的必然規律告訴我們……」

2.「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就……」

3.「因此,我們要為明天而鬥爭。」

「我們」是誰呢?沒有人,沒有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只有「被普遍原則所概括、所抽象的共同體或功能人」,一個沒有「此時此地」的人,卻獲得了公認的「本質」,並僅僅作為這種「本質」而活動著。

現代中國學術語言真實隔絕狀態,以及對於「實事本身」的離異狀態。加上著者多趨於怠懶,少見熱忱的投入;多為功利裹挾,少有沈潛致思——觸目所及,盡是些種種假面的機械復制!

維特根斯坦認為,真理不是可以被揭開的東西,任何結論都是暫時性的,它只能日復一日地被「重新發現」。「每天清晨到來的時候,你都應該翻起地上那些無用的碎石塊,去觸摸那些富有生機的、溫暖的種子。」也就是說,始終以開放的心態、從盡可能多的角度去觀察一個事物,研究、發現的過程比任何結論重要得多。

維特根斯坦拒絕用哲學的「大詞」(如自我、本體、心靈、意識、審美等等),因為它們大多脫離具體的語言運用,掩蓋了事物細微的差異,將局域性概念上升為全局性概念;而且,它們都是無法證明的,只能進行自我循環論證,建造起一種超級概念,並將超級概念的操演當作某個超級事實或機制的描述,而導致形而上學錯誤。

(2020年06月08日;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作者:吳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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