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賢的導演剪接意識是每段有行為的整體質感，各段間的邏輯卻是中國詩句的並列法，就像“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四句，它們之間有甚麼必然的因果關係嗎？沒有，卻“沒有”出個整體來。孝賢的電影語法是中國詩，此所以孝賢的電影無疑是中國電影，認真講，他又是第一人，且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第二個中國導演這樣拍電影。貝托魯奇《末代皇帝》，再怎麼用中國人，由語法即是西方電影。我也因此似乎明白了八十年代初，大陸興過一陣無情節電影而終隔一層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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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在上海與朋友閑扯，其中一個女作家忽然恐惑起來，說，北方人有黃河可寫，我們上海人怎麼辦？我只好苦笑，安慰說上海不是在長江的入海口嘛。還記得一個頗有名氣的畫家朋友翻看洋文畫冊，終於不解地合上畫，嘆道，都說是大畫家，怎麼老畫些小蘋果兒？我倒喜歡他大話說得老老實實。 

終於弄得頭大，青光眼，常用胸呼吸，小腹退化。幾次看別人拍電影，都是打板後，沒人叮矚，演員們卻個個微微把肩吸高了。後來學得一個“沒有表演的表演”，又賣力去表演“沒有表演”，濃妝淡抹總不相宜。但這些常常被自用一個“風格”來圓場，觀眾當然明白那骨子里是“不明就里”四個常用字。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電影，一路好好的，結尾忽然說起大話來，處在當時，可能有彩頭，時過境遷，只覺得像細細吃麵忽然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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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得亮處，孝賢是小個子，直細的頭髮扇在頭上，眼睛亮，有血絲，精力透支又隨時有精力。孝賢很溫和，但我曉得民間鎮得住場面的常常是小個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偉且相貌堂堂者分開眾人，出來的袍哥卻個子小，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擺平了。 

孝賢提到他想拍《孩子王》，令我一驚，其實大喜，繼之無奈，告訴孝賢凱歌已經著手了。

在香港只得驚鴻一瞥。後來孝賢托人帶到北京一盒牛肉乾，兒子立刻拿了幾大塊到街上與鄰居小孩分吃，不一會兒即進來再要，說，隔壁小軍他們喜歡吃，我說，告訴他們，你爸爸也喜歡吃。 …

畫面也像是無意間瞥到的，我於是危坐，好像等到了甚麼。阿哈贏得玻璃彈子，將它們自以為穩妥地藏在樹下，回去被母親問是不是拿了家里的錢，犟嘴，被母親打，直接轉回樹下，玻璃彈子統沒有了，母親用蒲扇打阿哈的小腿，阿哈跳來跳去，遠處祖母坐人力車回來了，於是一家人走過去。攝影機並沒有殷勤地推拉搖化。 

我心里慘叫一聲：這導演是在創造“素讀”嘛！苦也，我說在北京這幾年怎麼總是於心戚戚，大師原來在臺灣。於是問道侯孝賢何許人，榮念曾答了，我卻沒有記清，因為耳逐目隨，須臾不能離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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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我從鄉下返回城里。在鄉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壓縮餅乾，可是站在北京，癡楞楞竟覺得自行車風馳電掣，久久不敢過街。又喜歡看警察，十年沒見過這種人了，好新鮮。尚記得十年前遷戶口上山下鄉，三龍路派出所的戶籍警左右看看，說：“想好嘍，遷出去可就遷不回來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開始厭警察，朋友指導我說這才有個北京人的樣子嘛。路何漫漫，接著虛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罷。另一種回到城里的感覺是慌慌張張看電影。北京好像隨時都在放“內部電影”，防不勝防，突然就有消息，哪個哪個地方幾點幾點放甚麼電影，有一張票、門口兒見。慌慌張張騎車，風馳電掣，門口人頭攢動，賊一樣地尋人，接到票後竊喜，擠進門去。燈光暗下來，於是把左腿疊過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興地想，原來小的在鄉下種地，北京人貓在“內部”看電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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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錢泳的《履園叢話》也記了磚的事情。嘉慶年間謝啟昆做浙江布政使的時候，因為整治庭院，挖出八塊磚。磚上有「永平」字樣，於是謝啟昆考定為晉惠帝永平年間的古物。得了古董，謝啟昆命名自己的書齋為「八磚書舫」，而且設宴雅集，自己賦詩紀之，和詩的多到數十人。偏偏有個人不識相，說這「永平」兩個字是明朝永平府燒造標記，古董於是不那麼古了。謝啟昆氣得大罵「你們這類嗜古家，就會穿鑿附會，一塊磚也值得深究嗎」！



錢泳記的這件事，好像不是在罵人，因為不識相的人也許說的是實話，只是不識相罷了，謝啟昆則是將雅趣看得很透，把話兜底講出來，倒有真意，誰還能再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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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都不屑參加學校里的美術小組，坐在那里畫石膏，畫靜物，有擺樣子給窗外經過的人看的意思。我們是放學後去琉璃廠的小子。 

琉璃廠，是我的文化構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我後來總不喜歡工農兵文藝，與琉璃廠有關。我去琉璃廠的時候，已是公私合營之後的時代，店里的人算是國家幹部職工，可是還殘存著不少氣氛。

安靜。青磚漫地，掃得非常乾躁。從窗戶看得見後院，日斑散綴，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爐子上永遠用鐵壺熱著開水，呼出一種不間斷的微弱嘯音。 …

叁十年河東，叁十年河西，真是這樣。

小時候，家住北京宣武門內，離宣武門外的琉璃廠很近，放學後沒事就去玩兒。一是有個姓松的同學家就在那邊，到他家去玩兒。他家的院子現在想來就是古董，小，什麼都縮一號，非常精致的四合院，院門上有複雜的磚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