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工作最艱難的部分、情報工作最複雜的部分, 就在這里。唯有將自己放到敵人的位子上, 用敵人的感受、敵人的邏輯來看待世界, 才有辦法準確解讀敵人行為釋放出來的微妙訊號。可是太過於投入敵人抱持的世界觀中, 情報員還能對自己國家的立場、利益, 毫無疑惑、毫不保留地效忠嗎？為什麽情報史上有無窮多的反間、反反間故事？那不只是策略、權謀, 更反映了情報員現實、具體的精神分裂生命困境, 他們常常不再知道什麽時候是自己, 什麽時候化身成為敵人, 我們以為再簡單不過的敵我驗證, 在他們卻是日日必須痛苦面對的挣扎。

競爭, 為了要戰勝對方、壓制對方, 常常迫使我們變得跟我們的競爭對手愈來愈像。"全盤西化論者", 是主觀選擇要向對手靠攏, 以對手的形象再造自我,…

19、20世紀之交, 西方文明嚴重沖擊世界各地傳統文化, 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社會, 紛紛興起了知識分子的悲憤改革運動。

這些因應西方霸權而起的運動, 幾乎毫無例外, 都有許多人激情擁抱從達爾文生物演化論變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了最響亮的口號。整個世界, 無時無刻不在競爭中, 能夠適應環境、競爭優勝的生物, 才能繁衍下去！同樣地, 只有習得競爭本事的國家, 才有辦法維系下去, 不會被別人征服、統治甚至滅絕。

而且幾乎毫無例外, 最是強調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概念的群體, 最容易爆發出"全盤西化"的極端立場。主張放棄一切傳統的東西, 向西方學習, 西方有什麽就學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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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麽那麽勇於開槍殺人？應該就是軍方的修正產生了效果, 讓去到越南的士兵隨時在生命威脅的恐懼里, 每一張黃面孔都讓他們神經繃緊, 快速反應以求自保。換句話說, 自衛的立場超過了不願殺人的道德信念, 讓"不殺人"這件事相對變得不重要了。

越南戰場上, 因而死了許多平民、婦女、小孩。越南戰場上, 因而有了許多被美軍屠村的事件。像根本沒有一個越共在里面的"邁萊村", 竟然全村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都死在美軍瘋狂掃射下。這些美軍, 他們沒有基本的道德良心了嗎？

他們被訓練、教導把"殺人"這件事看得沒那麽重要。他們被訓練、教導將很多其他的事, 看得比"殺人"重要。在制約反應下, 他們很容易原諒了自己殺人的行為。…

我有一位以前在美國認識的朋友, 現在在波士頓的醫院里擔任精神醫師。幾年前, 他被國防部征召, 去受了短期訓練, 訓練的內容是"如何協助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安定心理"。

訓練中, 他讀到美國國防部發的一本厚達五百頁的手冊——《戰爭精神學》。其中有一個表, 列了二十種戰鬥當中經常感受到的精神壓力來源。其中包括"害怕死亡"、"目睹同伴死亡", 等等。看完那個表, 我的朋友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表上的壓力因素, 沒有"殺人"這一項。

戰鬥當中, 每個人都可能殺人。殺人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殺人更不會是件日常會有的經驗。每一個社會都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不准殺人", 《聖經》里的摩西十誡也明說"不可殺人"。照理說,…

1882年, 日本明治天皇頒下一份重要的敕書, 規定軍隊不得涉入政治。敕書前言解釋軍隊與天皇的關係, 天皇是精神、是大腦, 軍隊則是天皇的軀體。敕書接著明言：不要為流俗所欺, 軍隊唯一的效忠對象就是天皇。對天皇的義務重於泰山, 相形之下, 生死輕於鴻毛。

這份敕書用意在防止政黨利用軍隊, 然而其變質作用卻是使得日本軍方從此不尊重、甚至輕視日本政府。在軍方眼中, 天皇是神聖的, 政府卻是世俗的、私利的, 因而在效忠天皇、為天皇服務的前提下, 日本軍方不只會反抗政府, 甚至還會理直氣壯地暗殺他們不喜歡、不同意的政府官員。

他們是效忠天皇, 還是假借天皇來擴張自己的權力？這兩種動機、這兩種做法, 到後來就都混在一起, 分不清楚了。日本軍方日益壯大,…

這樣的里爾克, 一直不斷試圖用他的詩來超越日常生活、超越人性規律的詩人里爾克, 他應該不會要自己生命終結在一個科學的因果上, 白血球因手上傷口刺激而增殖, 超過本來就飽受白血病折磨的病體負荷。這樣的死, 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遠不如死於一枝玫瑰花刺, 來得特殊、來得有意義。

科學追求通則, 因為通則的發現, 使得人類控制外在環境的能力大為增加, 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貢獻。然而值得提醒的是, 西方文明里不只有追求通則的科學, 還有一股巨大的、追求偉大的人文精神。尤其是近代的發展, 追求偉大、擺脫日常與瑣碎的精神能量, 才真正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特色。

甚至就連科學, 也都大大受益於這種"偉大"追求。盡管科學最終建立的, 是一條條可以重復, 不會改變的定理與通則, 然而驅使人去尋找、發現這些規律的, 不是規律本身,…

1926年, 德國詩人里爾克在五十一歲英年時去世, 他的死因, 從醫學的角度看, 是白血病惡化, 白血球大量增殖, 以至於吞噬了自己的器官與組織。

不過如果從現實的、生活的角度看, 里爾克之死, 死於一朵玫瑰花。他在院子里為了想摘一朵玫瑰花, 稍稍不小心, 就被攻瑰的尖刺刺傷, 沒多久, 里爾克就臥病不起, 永離人世了。

當然是後面這種角度呈現的, 比較接近、比較符合里爾克作為一位偉大詩人的形象, 也比較接近、比較符合里爾克詩中透顯出來的精神。

里爾克最重要的作品, 包括了極度神秘極度哀傷的十首《哀歌》,…

一旦上路, 車輛就要取得最大的方便。這種心態在機車騎士身上尤其嚴重。他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可以限制他們——摩托車騎不到的地方不能去, 其他限制都不接受。不接受單行道的限制、不接受停車限制, 尤其不接受路權分配的限制。把對於道路使用看作權利, 當然就無法理解、無法接受：自己對於道路的使用只擁有部分、有限的特權, 在如此有限範圍之外, 在正當正常的使用方式之外, 自己並不具備多出來的權利。

這里還牽涉各種不同特權的分配安排。在道路上, 其實最可憐、最委屈的是走路的人, 他們不能自由地使用車道, 只能在特定的路口、在橫越的需要考慮下, 部分地使用車道。正因為他們被剝奪得這麽厲害, 相對地在行人少數使用道路時, 他們應該擁有較完整的路權。汽車和機車, 都是道路特權。兩種特權必然會有重疊甚至衝突的地方, 先是協調這兩種特權就必須有所安排, 這些地方限制這個、那些地方限制那個, 不然道路勢必無法適度發揮作用,…

"在路上開車, 是一種特權。"

乍聽這樣的說法, 很多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不以為然吧！開車跟特權扯得上什麽關係？特權不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才能享有的, 那麽多人在開車, 怎麽可能是特權？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很長一段時間, 全美國每一所監理站, 都在進門最醒目的地方, 掛著這樣一句標語, 英語原文是"Driving is a privilege"。Privilege除了"特權"之外, 我實在不曉得還可以怎麽翻譯。而且美國汽車監理站高掛這樣的標語, 用意就是反復提醒駕駛人, 開車不是"權利"（right）。

權利和特權有什麽不一樣？權利是大家都有的, 特權不是。特權只屬於部分的人, 因為特殊理由才能擁有。投票是權利, 因而除非有特殊理由,…

佐佐木八郎是個東京大學的文科生。他留下來的日記手劄顯示,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他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叔本華、邊沁、穆勒、羅素、柏拉圖、費希特、卡萊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雷馬克、韋伯、契訶夫、王爾德、托馬斯·曼、歌德、莎士比亞、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的書。他真是個用功的學生, 而且深深浸淫在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傳統里。

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再往前追溯一點, 佐佐木八郎在日記里也透露了他對戰爭的看法, 他不反對戰爭, 但堅決反對軍方發動戰爭的理由。他不信"大東亞共榮圈"那一套, 他認為戰爭的合法性, 只能建立在摧毀邪惡的資本主義結構、結束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迫害關係, 實踐公平與正義。所以他支持日本對"邪惡資本主義控制者"的美國、英國作戰, 卻堅決反對日本軍方在中國的侵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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