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紀之交, 西方文明嚴重沖擊世界各地傳統文化, 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社會, 紛紛興起了知識分子的悲憤改革運動。

這些因應西方霸權而起的運動, 幾乎毫無例外, 都有許多人激情擁抱從達爾文生物演化論變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了最響亮的口號。整個世界, 無時無刻不在競爭中, 能夠適應環境、競爭優勝的生物, 才能繁衍下去！同樣地, 只有習得競爭本事的國家, 才有辦法維系下去, 不會被別人征服、統治甚至滅絕。

而且幾乎毫無例外, 最是強調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概念的群體, 最容易爆發出"全盤西化"的極端立場。主張放棄一切傳統的東西, 向西方學習, 西方有什麽就學什麽。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全盤西化論", 是有內在理論直接相關的：如果人類存在最初與最終的目標就是競爭有限資源, 讓自己存在並繁衍的話, 那麽確保競爭中不落伍、不被淘汰最簡單的策略, 當然就是模仿、學習那些在這個環境中證明是強者、勝者的人, 以他們的形象完全重塑自己, 保證自己可以脫胎換骨, 也成為強者、勝者。

"全盤西化"聽起來多麽悲憤、多麽極端, 其實卻是"競爭觀"下, 自然、甚至不得不然的結論。

再看另外一件事。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 美國社會掀起一片檢討、撻伐情報單位的聲浪, 為什麽人家要到我們國土上攻擊、摧毀我們的重要地標, 負責在外搜集情報的CIA、負責在內搜集情報的FBI, 從來沒有察覺危險, 沒有提出任何警告來呢？美國民眾這樣問。

美國新聞媒體也一步步挖掘出情報單位內部許多"錯失的機會"。明明有那麽多異常現象出現, 情報單位卻視而不見, 或者見樹不見林, 無能將不同現象比對拼湊出一幅可供辨識的危機圖像。花那麽多錢, 具備那麽多高科技本事, 搜羅這麽多數據的情報機構, 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情報單位內部自我批判, 明確地指向兩項嚴重缺點。第一項是美國情報員愈來愈少滲透進伊斯蘭社會, 進行"在地調查"。過去在外的情報員地位很高, 他們的報告是判斷情報的首要依據, 然而隨著科技的發達, 官僚系統內部愈來愈依賴科技信息, 也就愈來愈不信任人, 於是情報員的角色邊緣化, 情報特派員士氣低落, 也就不可能有什麽重要貢獻了。

與此相關的, 是第二項嚴重缺失——情報單位失去了"像敵人一般思考"的習慣。為什麽眾多訊息沒有被攔截到, 沒有正確解讀？因為解讀訊息的都是"美國人", 他們沒有自覺地換另一個角度問："如果我是個討厭美國的伊斯蘭教徒, 我會怎麽做？遇到這種事這種機會, 我將如何反應？"換句話說, 情報單位缺乏把自己放進敵人心中, 變得像敵人一樣的能力。

回頭看, 這些年為什麽駐地潛伏的情報特派員會變得沒那麽重要？一部分理由正是：駐地情報員常常被他所駐紮的社會、文化同化, 一方面他們看到的, 跟其他同事想像的, 天差地別, 另一方面, 他們一不小心就會站在"同情敵人"的角度發言、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