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 日本明治天皇頒下一份重要的敕書, 規定軍隊不得涉入政治。敕書前言解釋軍隊與天皇的關係, 天皇是精神、是大腦, 軍隊則是天皇的軀體。敕書接著明言：不要為流俗所欺, 軍隊唯一的效忠對象就是天皇。對天皇的義務重於泰山, 相形之下, 生死輕於鴻毛。

這份敕書用意在防止政黨利用軍隊, 然而其變質作用卻是使得日本軍方從此不尊重、甚至輕視日本政府。在軍方眼中, 天皇是神聖的, 政府卻是世俗的、私利的, 因而在效忠天皇、為天皇服務的前提下, 日本軍方不只會反抗政府, 甚至還會理直氣壯地暗殺他們不喜歡、不同意的政府官員。

他們是效忠天皇, 還是假借天皇來擴張自己的權力？這兩種動機、這兩種做法, 到後來就都混在一起, 分不清楚了。日本軍方日益壯大, 一步步走上軍國主義, 一個主要原因就在：軍隊變成了那神聖而空洞的天皇的實質內容。天皇是神聖的, 於是願意為天皇而死的軍人也變成神聖的, 軍人的意志、軍人的選擇, 連帶都成為神聖的。

還有1890年的"教育敕書", 也很重要。明治維新開放引進的西方知識, 使許多人感到憂心忡忡, 怕"日本本質"被西方文化取代了, 更怕未來的日本人都變得像西方人那樣自由、隨便、沒規矩。"教育敕書"就是要重申由天照大神傳下來的日本世系, 何等崇高, 何等神聖, 教育目標必須放在教忠教孝, 教日本學生服從父親、服從長輩、服從上司, 當然更要服從天皇。教育的終極是讓受教者習得"為國獻身, 共維天皇之位與天地同壽"。

"教育敕書"以官方力量, 中止了日本國內的文化討論。西方可以學習, 但西方文明化與知識, 不能抵觸教育最終大綱大本——那就是國家與天皇。國家與天皇超越於知識之上, 其神聖性不受知識所挑戰。

這兩道敕書, 確立了天皇的神聖性, 同時也灌注給後來日本年輕人固定的思想與情感反應。他們必須將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種不容置疑的神聖目標上, 才得到"意義的安全感", 才相信自己一生沒有白活, 而且信奉某個神聖目標的考驗與證明, 就是願意為這目標犧牲自己的生命。

佐佐木八郎, 正是這兩道敕書影響下的產物。他那麽熱情地閱讀了大量西方著作, 但不管柏拉圖、羅素、馬克思或羅曼·羅蘭, 都不足以刺激他懷疑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 他只是用打倒資本主義取代了天皇, 繼續活在集體建構的"神聖性追求"里, 終至和一群天皇崇拜者、國家崇拜者, 一起當了"神風特攻隊", 一起在戰爭中隕滅。

神聖, 是可怕的。愈神聖的東西愈可怕。神聖, 阻擋了理性的介入, 因為理性的起點, 就是懷疑, 就是批判。不能懷疑, 不能批判, 神聖事物絕對地淩駕於個人生命之上, 終究使得個人所做的選擇, 不再真正有"個性"。

在閱讀上, 佐佐木很有個性, 在評價日本軍方的中國行動上, 佐佐木也很有個性。然而決定登上零式戰鬥機執行任務時, 他失去了個性, 他的個性被神聖目的給吞噬了。

神聖與個性, 必然是衝突的。這也就說明了, 為什麽愈民主愈個人化的社會, 愈難有什麽神聖的信念。倒過來看, 如果有人要把任何概念, 不管是"臺灣"、"愛臺灣"、"本土"或"中華民國憲法"神聖化, 如果這些概念在社會上愈來愈神聖, 不准人家分析、不准人家批判, 這個社會必然離理性與民主, 愈來愈遠, 離個性與個人尊嚴, 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