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合作共贏的精神，在落實好《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協商確定制訂《南海行為準則》的路線圖，以負責任態度務實推進《南海行為準則》進程，真正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與合作之海。



8月1日至6日，王毅外長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並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進行正式訪問。自今年3月履新以來，王毅已多次到訪東盟國家。4月30日至5月5日，王毅將其首次出訪選在泰國、印尼、新加坡和文萊四國。6月30日至7月2日，王毅又出席了在文萊舉行的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一些東盟國家外長進行了密集會晤。王毅此行既有多邊會議也有雙邊會晤，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意在加強和提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整體關系，而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三國的訪問，是對其此前幾次訪問東盟國家的“拾遺補缺”，延續了今年以來中方加強同東盟國家高層往來的趨勢。王毅此訪期間，南海問題仍倍受各方的關註。…

中國目前采用的現實自由主義部分接受現實主義關於國際關系性質的基本假設，即國家之間存在利益的沖突。但是與現實主義單純強調沖突和對抗不同，現實自由主義認為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利益的交集，沖突和交集何者占上風取決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略互動。現實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都重視合作，但是它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尋求合作的手段。自由主義單純強調合作的好處，遭遇他國制衡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多向對方輸送好處。而現實自由主義則轉而強調不合作的壞處，對沖的目的是通過向對方顯示不合作的代價與利益損失來誘使對方合作，同時也為自己準備在對方不合作時的反制手段。[39]…

中國比較徹底的地緣經濟思維是在後冷戰時代深度參與全球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產時代，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們主導的企業內部貿易不斷蠶食傳統的產業間貿易。[33]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邊界與以前相比變得模糊，出現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國看待對外經濟合作的觀點變得日益開放，相信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可以通過經濟合作來化解。[34]在後冷戰時代，用地緣政治手段幹涉地域經濟合作變得很不合理。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只要參與地域經濟合作，市場都會進一步擴大。這種經濟合



作帶來的互補超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限制。…

本著合作共贏的精神，在落實好《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協商確定制訂《南海行為準則》的路線圖，以負責任態度務實推進《南海行為準則》進程，真正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與合作之海。



8月1日至6日，王毅外長赴泰國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並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進行正式訪問。自今年3月履新以來，王毅已多次到訪東盟國家。4月30日至5月5日，王毅將其首次出訪選在泰國、印尼、新加坡和文萊四國。6月30日至7月2日，王毅又出席了在文萊舉行的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一些東盟國家外長進行了密集會晤。王毅此行既有多邊會議也有雙邊會晤，出席“中國—東盟高層論壇”意在加強和提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整體關系，而對馬來西亞、老撾和越南三國的訪問，是對其此前幾次訪問東盟國家的“拾遺補缺”，延續了今年以來中方加強同東盟國家高層往來的趨勢。王毅此訪期間，南海問題仍倍受各方的關註。…

中國比較徹底的地緣經濟思維是在後冷戰時代深度參與全球生產方式的過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產時代，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們主導的企業內部貿易不斷蠶食傳統的產業間貿易。[33]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民族國家的利益邊界與以前相比變得模糊，出現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國看待對外經濟合作的觀點變得日益開放，相信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可以通過經濟合作來化解。[34]在後冷戰時代，用地緣政治手段幹涉地域經濟合作變得很不合理。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何，只要參與地域經濟合作，市場都會進一步擴大。這種經濟合



作帶來的互補超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限制。…

新絲綢之路



中國目前追求的陸權戰略與當年俄國和德國相比有相似之處，但是更有本質上的不同。



相似處包括中國目前面臨與當年俄國和德國相似的來自海權國家的戰略壓力；中國也在大力發展海軍，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法與美國的海權全面抗衡；雖然中國國力的絕對上升伴隨著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但是二者之間不僅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而且在軍事實力上仍然相距甚遠；與當時俄國和德國一樣，中國也在試圖通過修鐵路來發展陸權，增加應對海權挑戰的實力。…

巴格達鐵路是促成德國的強敵英國和俄國擯棄前嫌，聯手打擊德國的原因之一。這條鐵路代表德國在東南歐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它既使英國感到威脅，也引起俄國的恐懼，並使得俄國更容易接受英國聯手遏制德國的建議。換言之，德國的陸權戰略改變了原來歐洲列強之間的關系，並導致了對德國不利的後果。[24]



有人認為建巴格達鐵路是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這種觀點至多只是部分正確。雖然德國修巴格達鐵路有軍事意義，但是德國與英國之間非常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才是當時英國人眼中最大的威脅。…

通過中長鐵路[13]從中國東北打通入海口通常被認為是引發日俄戰爭的重要原因。然而，修建這條鐵路雖然引起日本對俄國戰略意圖的警惕，卻並不是導致日俄走向戰爭的直接原因。其直接的原因是俄國的海權戰略：俄國於1897年強行租借了在中日甲午戰爭後逼迫日本退還給中國的旅順港。即使在八國聯軍與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各國軍隊陸續撤離北京的1901年底，日本政府內傾向於對俄妥協的伊藤博文仍然訪問了俄國，提出日俄之間的妥協條件，即俄國徹底向日本讓出朝鮮；日本則容忍俄國占領關東州並修築通往旅順口的中東鐵路支線，但要俄國從滿洲撤軍並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但是俄國並未接受伊藤博文的提議，而是用反建議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頂了回去。這加速了英、日兩國關於英日同盟的談判。[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