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演變 

 以北京為例，“北京”這個地名我們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是北京這一塊土地它的名稱有過哪些變化；一是北京這兩個字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間範圍。…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範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但是任何一個空間範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範圍相聯系，這個時間範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範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人類完全根據自然條件選擇生產和生活。比如，中國古代的建築都是土木結構或者磚木結構，所以無法長期存在，不用說秦漢的宮殿，就是唐宋的建築也基本消失了。但是在埃及，我們看到從古埃及到希臘、羅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築，現在大多數還能看到，有的還非常完整，因為這些建築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崗石至少是砂巖、火山巖建造的。我想這不是他們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條件，阿斯旺一帶有非常好的花崗石，還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裏島、希臘、羅馬出產的大理石運到埃及，卻很難找到廉價的木材。然而在黃河流域，要在黃土覆蓋下面采集優良的石材並不容易，相反早期還殘留不少天然的森林，當然會以土木結構的建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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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

如果說，文化權力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力，那麽，文化權利也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利和文化私權利。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化公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利-文化私權利這六組關系的互動和博弈。顯而易見，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組合中至關重要和最為核心的部分，也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是因為：第一，文化公權力來源於文化私權利。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文化權利要先於文化權力而存在。…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召開這樣一次會議，邀請這麽多人文學科的專家來討論河流倫理，是史無前例的盛事。研究黃河和治理黃河的歷史，是先師譚其驤先生和水利史學界前輩畢生追求的事業。盡管他們來不及看到今天這樣的結果，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他們孜孜不倦地探索黃河的歷史和黃河變遷的規律，我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黃河，更不會有資格討論河流倫理。

　　

　　一、黃河文明的獨特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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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理論上講，文化權力就是對他人的文化生活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從實踐來看，文化權利包括文化生活參與權、文化成果分享權和文化收益保護權。就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利的關系而言，文化公權力的行使必須首先樹立文化規制的邊界意識，從而防止文化公權力對文化私權利的過度侵害。　　 

　　 從文化規制的角度來看，文化權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規制者的權力與被規制者的權利問題。從本質上講，這對矛盾背後涉及的實際上是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的沖突與調和。更準確地講，主要涉及到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沖突與調和。這是因為，文化規制的實施是以被規制者讓渡自己的部分文化自由為前提，而文化權力的行使又對文化權利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因此，必須處理好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尤其是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關系問題。…

五、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1.王道理想…

一、何謂“文化”？ 

文化是人們在改造自然環境中所獲得的品格、行為和方法，以及由此所積累起來的意識、風俗、禮儀等精神復合體。

講文化，既有對傳統文化的估價問題，又有對現代化的理解問題。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承認文化的多元論，不僅承認文化起源上的多元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現代化上也是多元的。…

四 “學藝”還是“事業”

五四時期活躍於北京大學的眾多社團中，有兩個是以“言說”為主攻方向的，一是發起於1917年12月的雄辯會，一是創立於1919年3月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歷經沈浮，八十年後的今日，後者聲名如日中天，前者則很少為人關注。這里試圖勾勒兩個社團的基本面貌、思想資源以及發展趨勢，並將其對照閱讀，目的是凸顯“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姿態與思維方式。選擇作為一種論述策略的“雄辯”或“講演”，不只受制於擬想讀者（聽眾），而且牽涉一系列重大命題：如學校與社會、思想與行動、懷疑與信仰、對話與獨自、邏輯與立場、精英與大眾等。而所有這些，深刻影響著“五四”以後中國知識者的歷史命運。

為紀念校慶，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專門載文介紹本校的“學生生活及活動”。…

平民教育之展開，不僅因國民識字少，還是講演者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1917年入北大國文門、結業後轉入哲學系學習的鄧康（中夏），既是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主要發起人，又帶頭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其對於講演團的自我定位，便另有一番天地。在1920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他給出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要來講演”，副標題便是答案——“謀大學教育之普及”82。“平民教育”，對於演講者和聽眾來說，同樣重要；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你們的事情，也是我們的事情。如此內外呼應，促成了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巨大成功。…

不同文化的跨界交流，“互通有無”並不難，難的是對外來文化的“理解”。



若不從“價值”、“意義”著眼，而從具體細節著眼，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能引起人興趣的地方太多。比如，利瑪竇在廣東學的漢語，到北京後是如何交流的？傳教士介紹中國，為何急於“全景展示”，名為《中華帝國誌》、《中華帝國史》《中華帝國縱覽》、《中華帝國全誌》的書就有那麽多？明朝或清朝的同一個事件，在傳教士筆下竟有五花八門的解釋。當中國人得知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經濟學家魁奈、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推崇中國文化時，一定會感到驚喜。可是，把那些贊美之詞放在一起，就會吃驚地發現：他們不僅說過頭了，而且，他們理解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差距不小。再讀徐光啟和李之藻的書，原來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和理解，也與實際有很大出入。…

演說者不該總是居高臨下，必須學會反躬自省。如此重思想、善學習、能反省的演說者，在清末民初，並非全然沒有；只是以往我們過於強調對下層百姓的“口頭啟蒙”，而忽略了演說可能存在別的面相。比如，談及演說，我們更多關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漠視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福澤諭吉所設想的“演說”如何有利於學問的形成與展開，在晚清以及當世，便都很少被提及。…

內容提要：“有聲的中國”是相對於“無聲的中國”而言，不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演進的新路徑。本文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文章（包括述學文體）的變革。 …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有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申報》的摘要本、張冥飛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話本。這里真正需要認真比較的，是張、曹二本。張書錯漏百出，亂加按語，封面上還赫然寫著“長沙張冥飛、浙江嚴伯梁批注”，難怪章先生極為憤怒1：Ⅸ。至於年僅21歲的曹聚仁，其記錄整理本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賞識，曹的解釋是：第一，“章師的余杭話，實在不容易懂”，只有“對於他的方言並不感到困難的人”，才沒有理解的障礙；第二，在杭州一師念書時，曹已經讀過《國故論衡》和《檢論》，熟悉章太炎的學術思路，“又從單不庵師那里知道足夠的關於今古文家爭執知識”，因此，記錄稿才可能“沒有錯過一句話，一個人名，一個地名”1：Ⅹ。…

1902年的《大公報》上，刊有《說演說》一文，稱今日開瀹民智最有效之三物，分別為譯書、刊報和演說，而後者“惟先覺之士能見之而流俗不暇察也”。若論上下溝通之便捷，“死文字斷不及生語言”，這也是“後起愛國之賢不可不講演說之術”的原因。至於作者堅稱“必有一律通行語言以為演說之器用”⑨，正與蔡元培“令習國語”的思路相通。只要記得章太炎在北大講演，“因學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語，所以特由錢玄同為翻譯”；以及梁啟超特別得意於因夫人指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於全國”⑩，就能明白晚清提倡“演說”者，為何特別在意各地方言的限制。…

文接上一篇：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6）

本講演並無底稿。在講述時，托王煜同學筆錄。口講與自己撰文不同，而筆錄與講述之間亦不能說無距離。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許比較嚴整而詳盡。但有這個時間限制的機會，也可以逼迫我作一個疏略而扼要的陳述。這也自有其好處。而王君的記錄也自有其筆致。換一枝筆來表達，也自有其新鮮處。順其筆致而加以修改，也覺得與我的原意並不太差。緊嚴有緊嚴的好處，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是在讀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自從人猿相揖別,人類大約已經有200多萬年的進化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文化發展的歷史。在自然界基礎上,人類創造出了一個文化世界,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與發展。特別是在有了文字之後,人類文化的境界和功能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此之後,人類不僅能夠創造各種物質形態的文化物品,而且也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各種思想、價值、理論和信仰。因此,在人類社會中,原來大自然盲目的自然進化就轉變成為越來越自覺的文化發展。人類社會越是發展,文化的作用也就越是顯著。…

要做好文化傳承創新，就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要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掌握前人積累的文化成果”，這樣我們才有作為文化傳承創新可能性的起點。中國的文化發展只能從中國本身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背景出發，這是我們進行文化傳承創新的絕對起點，也是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傳統”存在的根據。我們不能硬搬別人的文化，因為別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傳統；我們只能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現實，學習、借鑒別人的文化經驗，進而推動文化的創新。…

說什麼？

 說什麼內容很有講究。有人認為既然自說自話不行，那就應該說別人感興趣和能聽懂的。可問題是，說的內容如果遷就和屈從別人的話語環境，自己的話語權可能還是提高不上去。最高明的話語生產，是培育發展別人的口味和聽眾市場，而不是一味屈從別人的接受環境。用一句話說，就是從“他要吃什麼”變成“我給他吃什麼”。比如，大學校長和學生套近乎，談時尚談動漫講流行語，看似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但是實際上學生不一定尊重你這個校長。這不是樹立權威，這是在自廢權威。在對外文化傳播中，我們拍中國的同性戀、拍中國的小腳、拍“文革”，這種電影很容易滿足人家口味，搞不好還能抱個獎回來風光一下，但是這提高了自己的話語權嗎，擴大了自己文化的影響力了嗎？沒有！…

中國的話語在國際上如何做到有影響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一個熱門話題。這個話題的背景，多少與目前我們在話語生產和話語權上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關。比如，我們自己說的東西，在國際社會到底有多少聽眾，能傳播多遠多深？我們說的內容別人在乎嗎，或者我們能提供別人感興趣的內容嗎？我們言說的對象清晰明確嗎？如果別人不在乎，為什麼？我們如何扭轉話語生產上的不平衡地位？這些問題對政府和民間而言，不僅在對外傳播和公共外交中很重要，而且，在面對國內聽眾以何種方式傳播政府公共政策時，也非常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