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之展開，不僅因國民識字少，還是講演者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1917年入北大國文門、結業後轉入哲學系學習的鄧康（中夏），既是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主要發起人，又帶頭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其對於講演團的自我定位，便另有一番天地。在1920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他給出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要來講演”，副標題便是答案——“謀大學教育之普及”82。“平民教育”，對於演講者和聽眾來說，同樣重要；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你們的事情，也是我們的事情。如此內外呼應，促成了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巨大成功。

可惜的是，當初回蕩在京城內外的眾多激動人心的講演83，早已煙消雲散。今天，我們無法獲知鄧康等人講演的具體內容。其實，“聲音”短暫，不如“文字”傳之久遠，這個問題，當事人早就意識到，只是因學生社團經費拮據，印刷講演集的規劃無從落實。據《平民教育講演團開第三次常會紀略》稱，會議討論的事項就包括：“為講者及聽者免除扡格起見，發行講義”、“為普及京外起見，發行講演集”84。半個月後登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啟事》，也有：“講演員如恐方言名辭，不易為聽眾所曉，可作成講義，交由本團代為油印”85。可講演團的活動，主要靠的是“本團團員應納常年金現幣一元，願特捐者聽”86，這就決定了其經費的嚴重短缺。1922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刊有《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常年大會紀事》，提及會上再次討論如何籌集“印刷講演錄款項”。相對來說，將講稿送白話報紙發表，還比較簡單；出版專門的講演集，確實不太容易。所謂“暫向學校借洋五十元辦理之”，因至今未見實物，我很懷疑是否真的落實87。

花開花落，大學校園里，年年新人換舊人，再活躍的學生社團，也都很容易“神龍見首不見尾”。即便我們找出一兩則相關啟事，依然無法改變“講演團的活動究竟終於何時，已不可考”的局面88。大致而言，1923年以後，平民教育講演團基本上停止活動89；若偶有，也屬於“余音裊裊”了。

隨著政治局勢的相對緩和，作為“事業”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漸行漸遠：相反，作為“學藝”的雄辯會—辯論會—國語演說會等，其活動仍在繼續，且逐漸活躍起來。

1922年4月21日，北大舉行演說競賽大會，由英文系主任胡適主持，東南大學教授陶行知、燕京大學教授博晨光、莊士敦等任評判員。評判的標準有三：思想方面，演說者必須有話說，不要找話說；組織方面，演說詞之理論及文法上的構造，必須合乎邏輯；技術方面，說話自然，態度之表現須與其演辭之內容一致。獲得第一名的是英文系三年級學生熊訓啟。在隨後舉行的華北專門學校演說會上，熊以《職業的國會代替省城的國會》為題，代表北大參賽；結果是南開和北大優劣不分，合得一二獎，清華得第三獎90。

這是英文演說競賽，國語的呢?據1925年3月10日、15日《晨報》，還有同年3月16日《北京大學日刊》報道，華北六大學舉行國語辯論會，經過一番激烈競逐，北大的正組、反組均大獲全勝91。而此前此後，在《北京大學日刊》上，與這些競賽消息交叉出現的，便是各種演說會簡章，以及如何聘請教授指點辯論演說之術92。眼見那個與一場政治運動緊密相連的平民教育講演團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作為大學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各種各樣的演說訓練及比賽（國語的，英文的），則得以在大學校園里長期存留。時至今日，所謂“闡揚學理、修飾辭令”，也還是不同政治/文化立場的人都能接受的練習演說的“宗旨”。

史家周策縱在論及新文化運動興起後，“新知識分子發起的大眾教育運動”時，特別強調“學術性和普及性的講演”。前者指向杜威、羅素以及美國教育家保爾·孟祿（PaulMonroe）、德國哲學家漢斯·德里斯赫（HansDriesch）等，這些人在華的講演稿或登於報刊，或匯集成書，對中國知識界影響甚大；後者則是北大學生廖書倉、鄧中夏、羅家倫、康白情、張國燾、許德珩等人於1919年3月23日創立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這個論述框架中，雄辯會等不值一提，因其不過是學校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承認異軍突起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在現代史上的貢獻，但同時也不想抹殺當年北大及其他院校訓練演說和辯論的意義。後者看似平淡無奇，可它形成一種風氣，在讀書作文之外，格外看重口頭表達。這一現代社會對於大學師生的要求，影響極為深遠。所謂“辯論”，不同於獨白性質的“演說”，主要針對的是同道，承認事情具有多種可能性93，對話中包含著挑戰與反省，強調學理與邏輯。如此尊重對手、自我質疑，更多屬於精英們的自我啟蒙。如果說“開啟民智”是為人之學，那麼，“闡揚學理、修飾辭令”則屬於為己之學。只是因已有的歷史敘述普遍關注前者，欣賞演說者的救世情懷，而忽略了其政治激情背後那個“居高臨下”的姿態，我才反過來提醒注意對話性質的“辯論”，各大學校園里，類似的練習演說/辯論的團體很多，其對於大學生思維及表達的潛在影響，不該被小覷，更不該任其在思想史/文化史上永遠失蹤。

確實，“辯論”不如“演說”氣勢磅礴、暢快淋漓，面對的是同道，而非亟待教誨的下層百姓，必須有更多學理方面的考量，只能“一方面”、“另一方面”，而無法“一言以蔽之曰”。在這個意義上，“演說”容易走上社會，“辯論”則始終只能局限在大學校園。可無論是“為人”還是“為己”，“演說”還是“辯論”，都牽涉口頭表達，都必須講求辭令。還記得《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論時局兩名士舌戰”嗎?如此長篇論辯，借用平等閣主人（狄平子）的批語：“拿著一個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達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94所謂“駁來駁去”的技巧，是需要長期訓練的，並非一蹴而就。

前面已經提到，蔡元培教南洋公學特班生演說時，曾“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可到底是哪些演說學著作，黃炎培沒說。倒是蔡元培任主筆的《警鐘日報》，曾在1904年連續刊登廣告，推薦鐘觀浩譯日人岡野英太郎的《演說學》：“惟書中圖畫精致，繪聲繪色，於學演說者俾益不鮮”95。可惜目前所知國內外圖書館收藏的鐘譯《演說學》，只有20年代穗、滬刊行的本子。但無論如何，翻閱眾多二十世紀上半葉國人所刊演說學著作96，我們起碼可以大膽斷言：“演說”已經成為現代中國極為重要的社會/學術/文化活動。

五 文章體式的革新

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說”，不僅僅是社會/學術/文化活動，作為一種知識傳播方式，甚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章變革。這里所說的“文章”，是傳統意義上的，不局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更包含學術著述。就像陳源表彰胡適的考據文章，朱自清稱頌胡的長篇議論文價值，都是注意到了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的這一大趨勢。

陳源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中，首先推舉的是《胡適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別贊許的《嘗試集》或《中國哲學史大綱》，理由是，“明白清楚”構成了“他的說理考據文字的特長”。陳甚至稱：“《胡適文存》卻不但有許多提倡新文學的文字，將來在中國文學史里永遠有一個位置，他的《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也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著述。”97至於朱自清，在指導年輕人閱讀《胡適文選》時，也專門指出：“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在朱自清看來，胡適的論文，采用的是“標準白話”，“他那些—長篇議論文在發展和組織方面，受梁啟超先生等的‘新文體'的影響極大，而‘筆鋒常帶情感'，更和梁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98。這里討論白話文學的成功，舉的卻是胡適的長篇論文，表面上有點錯位，實則大有見地。

正如黎錦熙在為錢玄同立傳時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胡適發表白話詩“算是創體，但屬文藝”；而“規規矩矩作論文而大膽用白話”，對於當時的讀書人，“還感到有點兒扭扭捏捏”99。面向讀書人而非下層民眾的《新青年》，積極提倡並帶頭使用白話，挑戰的正是這種不成文的“規矩”。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劉師培在《中國白話報》上“述學”（1904），1：Ⅰ以及章太炎等創辦《教育今語雜誌》（1910）的意義；也才能理解《新青年》同人為何熱心於四處演講、北京大學何以成立“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的雄辯會，還有各地學堂為什麼設立演說課程或組織演講比賽。即便幾十年後，在“報紙新聞副刊乃至普

通著作”之外，白話作為學術語言，能否用於寫碑撰史，依舊被人質疑1：Ⅱ。說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貢獻，論者一般沿用胡適的分析框架，稱其不同於晚清白話報刊或字母運動的提倡者之處，在於“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認定“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1：Ⅲ。這一總體判斷，時至今日，仍大體有效。問題在於，晚清人對文章的區分，除了日後備受譏諷的“我們”和“他們”，還有不太為人注意的“學術文”（論學、論政）與“文藝文”（敘事、抒情）。

晚清以降，述學之文同樣面臨自我更新的使命。實現這一使命的，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新學之士所積極從事的輸入新術語、新語法乃至新的文章體式，借以豐富漢語的表達能力。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趨勢，一直受到學界的重視。可還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以及魯迅、胡適等，面對新的讀者趣味和時代要求，在系統講授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提升了現代書面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後“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回過頭來，反省學界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論述，可以有幾點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話文時，確實多以明清章回小說為標本；日後講授“國語文學”，也都追溯到《水滸傳》等。可所有這些“溯源”，都指向“文藝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樣值得關注的“學術文”。第二，白話文運動成功的標誌，不僅僅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述學文章之采用白話，尤其是長篇議論文的進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第三，晚清興起、五四後蔚為大觀的演說熱潮，以及那些落在紙面上的“聲音”，包括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其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第四，創造“有雅致的俗語文”，固然“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1：Ⅳ；可這個“口語”，不限於日常生活語言，還應包括近乎“口頭文章”的“演說”1：Ⅴ。

也有學者注意到五四文學革命中周作人思想的特殊性，提及其《國語改造的意見》和《國語文學談》等文，“其實不過是像清季人一樣主張分工：文章語重提高而口語重普及”。此說不無道理，但將其與劉師培的《論文雜記》或趙啟霖的《詳請奏設存古學堂文》相比擬，似乎有欠斟酌1：Ⅵ。原因是，作為五四新文化人，周作人心目中的“國語”，毫無疑問是以白話為基石；即便寫文章追求“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也“全以口語為基本”。只是對於時人之將“白話”等同於“口語”、“俗語”或“民間的語言”，周大不以為然，這才轉而強調民間使用的日常語言“言詞貧弱，組織簡單，不能敘復雜的事情，抒微妙的情思”。以現代人的口語為基本，“采納古語”、“采納方言”、“采納新名詞”，經過一番錘煉與改造，催生出合格的“現代的國語”。這一“把古文請進國語文學里來”的思路，明顯不同於劉、趙之區分文白、讓文言承擔“保存國學”與“精詣之文學”的重任1：Ⅶ。文言白話之爭，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中國1：Ⅷ。在我看來，所謂“現代國語”的形成，不僅牽連民族國家想像，還涉及區域文化、大眾傳媒、教育體制、文學類型等。就連“演說”的迅速崛起，也都跟“國語”的成熟不無關系。除了前面提到的以“白話”述學的重要性，還包括“白話”更適合於作為記錄演說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