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一篇：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6）

本講演並無底稿。在講述時，托王煜同學筆錄。口講與自己撰文不同，而筆錄與講述之間亦不能說無距離。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許比較嚴整而詳盡。但有這個時間限制的機會，也可以逼迫我作一個疏略而扼要的陳述。這也自有其好處。而王君的記錄也自有其筆致。換一枝筆來表達，也自有其新鮮處。順其筆致而加以修改，也覺得與我的原意並不太差。緊嚴有緊嚴的好處，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是在讀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好一個“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一下子點到問題的關鍵，也說透了學術演講之所以吸引人的奧妙。至於“順其筆致而加以修改”，更是道盡此類文章或著述的特點。

周、錢、牟三書，都是“小而可貴”。惟其篇幅小，講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棄；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鋒芒也更加突出。所謂“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於一堂之上”1=Ⅴ；不以嚴謹著稱，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在一個專業化成為主流、著述越來越謹嚴的時代，此類精神抖擻、隨意揮灑、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書”，值得人們永遠懷念1=Ⅵ。

比起“文字的中國”來，“聲音的中國”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隨風飄逝的“演說”，不僅是為了關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語啟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現代中國的文章風氣以及學術表達。附記本文初稿於2005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的“東京大學論壇2005AT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亞洲視野中的中國學”上宣讀；二稿於2006年1月20日在韓國成均館大學召開的“東亞近代言語秩序的形成與再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三稿提交給東京大學主辦的“近代東亞的知識生產與演變”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7月21日）。與會者的評議及提問，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斷深入，特此致謝。2006年8月16日，定稿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注釋：

①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4卷11—1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②周谷城在《“五四”時期的自由辯論》一文中，簡要評說五四時期在文學、史學、哲學、政治等四個方面的“自由辯論”，結尾是：“‘自由辯論'，即在近日的學術界，仍值得提倡，故特舉出於此”。參見《周谷城史學論文選集》411—4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1<Ⅰ飲冰室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新小說》1號，1902年11月。

④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1905年連載於《繡像小說》，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吳蒙《學究新談》，1905—1906刊《繡像小說》47—71期；?叟《學界鏡》，1908刊於《月月小說》21—24號。

⑤⑥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⑦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三篇第二章“政變之分原因”、附錄一“改革起原”、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70頁、126頁、137—138頁。

⑧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115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⑨《說演說》，1902年11月5日《大公報》。

⑩參見《周作人回憶錄》520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2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28秋瑾：《演說的好處》。此文初刊《白話》雜誌第一期（1904年9月），因錯字甚多，這里用的是校正本，見《秋瑾集》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230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譯叢·演說》，《新小說》20號（第二年八號），1905年9月。

1350《論中國宜遍設白話演說所》，1905年8月25日《順天時報》。

14“伏查‘宣講'二字之義，即日本之所謂‘演說'。今我國頑固士大大尚多憎聞‘演說'二字，彼輩不知‘演說'二字見於南北史，為唐以前之常語，而謬指為日本之新名詞，可謂不學之甚矣。”

15《創設宣講傳習所議》，《宋恕集》上冊415-41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16參見楊天石輯《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一輯（1979）和第九輯（1983），以及王森《反西方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197—219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其中商業類265，教育類103，政治類85，學術類65，外交類50，農業類、風俗類各26，青年類、藝文類各17，宗教類6，工業類、慈善類各4。參見張玉法《清末的立憲團體》90—144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18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274頁，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19《練習演說會之發達》，1904年11月9日《警鐘日報》。20《飲冰室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五回。

21《敬告宣講所主講的諸公》，1905年8月16日《大公報》。

22這段文字，乃根據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杜，2001）65—66頁撮要；另外，本節的論述，受李著第四章“宣講、講報與演說”的啟發，特此致謝。

23參見《說宣講所》，《敝帚千金》第二冊，1905年9月。關於《大公報》附張《敝帚千金》，參見杜新艷《白話與模擬口語寫作——〈大公報〉附張〈敝帚千金〉語言研究》，夏曉虹等著《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379—410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24參見拙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小說史：理論與實踐》227—24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5參見飲冰室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緒言》。

26《戲園子進化》，《北京畫報》3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

27參見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09頁，以及夏曉虹《舊戲臺上的文明戲——田際雲與北京“婦女匡學會”》，《現代中國》第五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29《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系》，1904年4月25—26日《警鐘日報》。此文刊“社說”欄，未署名，之所以斷為劉師培作品，參見李妙根編《劉師培生平和著作系年》，《劉師培論學論政》48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

31《論中國宜遍設白話演說所》，1905年8月25日《順天時報》。

321；Ⅸ參見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30頁、41頁、110—11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福澤諭吉著、群力譯：《勸學篇》6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34“比如用文章敘述出來不大使人感興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語言說出，則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詩歌都屬於此類。”（《勸學篇》66頁）“換句話說，就是借觀察、研討、讀書等方法搜集知識，借談話交換知識，並以著書和演說為傳播知識的方法。”（《勸學篇》67頁）。

35“近來社會上演說會很多，可以聽到有益的事情，誠屬有利，如言語通俗流暢，則演說者和聽眾雙方均感便利。”（《勸學篇》98頁）

36《文明論概略》第一章“確定議論的標準”中，談到在鼓勵不同觀點互相碰撞方面，報章與演說所起作用：“有識之士所以特別重視人民議會、社團講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為它有助於人民的接觸。”見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5—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3751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14—150頁、95—96頁。

38任鴻雋：《前塵瑣記》，《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708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

39如柳亞子在晚清文壇很活躍，但因口吃，極少演說；嚴復、王國維學問好，也偶有講稿傳世，但遠不及文章精彩。

4041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402頁、450—451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4243參見《〈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7卷5頁。44參見魯迅《壬子日記》，《魯迅全集》14卷6—10頁。45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11卷308頁。

46參見李霽野《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兩次回北京》，《李霽野文集》2卷29—30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

47參見朱金順輯錄《魯迅演講資料鉤沈》16—19頁，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刊本，1979年。

48參見魯迅《〈集外集〉序言》，以及朱金順的《魯迅演講資料鉤沈》和馬蹄疾的《魯迅講演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49參見拙文《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魯迅的述學文體及其接受》，《文學評論》2005年5期。

52參見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譯叢》中的《弁言》及《演說》，《新小說》20號。

53黃炎培：《八十年來》，見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537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54參見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544頁。

55參見宣炳善《大學演講與自我啟蒙》，《書屋》2005年8期。

56參見《復旦公學章程》第十六章《演說規則》（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及馬相伯《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朱有珊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71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57參見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1110、1151頁。

58於右任：《追念相伯夫子並略述其言行》，1939年11月26日《國民公報》。

59參見《復旦大學誌》卷一第2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60黃鈺生：《早期的南開中學》，申泮文主編《黃鈺生同誌紀念集》39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

61參見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南開大學校史》37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

62吳大猷：《十年的“南開”生活》，《國立南開大學》，臺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

63參見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301—309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64聞一多：《儀老日記》，《聞一多全集》12卷413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5參見顏浩《千古文章未盡才——〈聞一多演講集〉序言》，《現代中國》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

66參見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第二章第三節“以拒俄為中心的學潮高峰”，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

67正如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所說的：“京師大學堂的拒俄運動，是北京大學歷史上發生的第一次政治性群眾運動，是北大學生運動的開端。”（31頁）

68參見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5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69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24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70參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209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580頁。

71參見《平民教育講演團廣告》及《英文演說獎金條例》，均見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72《雄辯會開會》，1917年12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73《北京大學雄辯會國語第一支部細則》，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

74《雄辯會布告·北京大學法科雄辯會國語辯論成績表》，1918年2月5日《北京大學日刊》。

75《改組雄辯會之提議·公啟》，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

76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改組雄辯會之提議》；同年4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上有《辯論會開成立會紀事》。

77參見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所刊《辯論會啟事》，以及同年11月13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的《辯論會通告第三號》。

78朱務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緣起及組織大綱》，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另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下冊26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7986參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

80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學日刊》所刊《平民教育講演團啟事》，稱新加入團員中有俞平伯；1920年3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分組單》中，第四組成員包括朱白清。俞平伯的生性沈穆不善言辭，可謂人所共知；至於朱自清，雖長期在中學、大學教書，同樣不以演說見長。參見曹聚仁《文壇三憶》36頁，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吳組緗：《佩弦先生》，郭良大編《完美的人格》16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8188參見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06—114頁、1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228—2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82《平民教育講演團報告》，1920年6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83相關史料，參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下冊2601—2612頁，以及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中1919至1923年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84《平民教育講演團長第三次常會紀略》，1920年3月16日《北京大學日刊》。

85《平民教育講演團啟事》，1920年3月30日《北京大學日刊》。

87與此相類似，辯論會刊行雜誌的計劃（參見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上的《辯論會啟事》：“擬自本學期起，除練習辭令之外，並發行雜誌一種，以便互相討論而為學術上之磋磨。”）似乎也落了空。

89參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上冊96—97頁。

90《北大國語演說會、北大國語辯論會啟事》，1925年3月16日《北京大學日刊》。

911924年11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北大國語演說會簡章》，聲明“本會以練習語言交換知識為宗旨”，會期每周五舉行一次，聘請導師“以指導演說及辯論之進行”；1925年1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上載有《雄辯會通告》：

本月4日午後7時在二院大講堂開講演大會，由陳啟修、燕樹棠、高一涵等講授辯論演說之方術及理論，歡迎全體會員及校內同學參加。

92參見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262—26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93亞理斯多德稱：“我們只討論有兩種可能的事情。至於那些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沒有另一種可能的事情，沒有人拿來討論。”（羅念生譯《修辭學》26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現代中國史上的“辯論”與“演說”，其差異正在於此。有沒有對手，允不允許駁難，涉及到開口說話時的心境與姿態。大部分情況下，居高臨下的啟蒙者，不允許、也沒提供多種選擇的可能性。

94平等閣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三回總批》，《新小說》2號，1902年12月。

95參見1904年4月20至22日《警鐘日報》。另外，同年4月25日，《警鐘日報》又刊出了六折優惠的“《演說學》折價券”，稱“開通社會風氣，以演說之力為最大，是書圖說詳明，頗便學者”。

96童益臨編：《演說學講義》，關東印書館，光緒三十三年（1907）；岡野英太郎著、鐘觀誥譯：《演說學》，廣州：文明書局，1923年；岡野英太郎著、鐘觀誥譯：《演說學》，上海：國光書局，1925年；汪勵吾：《實驗演說學》，上海：人生書局，1928年；徐松石編著：《演講學大要》，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楊炳干編：《演說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余楠秋著：《演說學ABC》，上海ABC叢書社，1928年；郝理思特（R.D.T.Hollister）著、劉奇編譯：《演說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程湖湘編：《演講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徐松石編著：《演講學大要》（“初中學生文庫”本），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余楠秋著：《演說學概要》，昆明：中華書局，1941年；任畢明著：《雄辯術》，桂林：實學書局，1943年；任畢明著：《談話術》，桂林：實學書局，1945年；任畢明著：《演講·雄辯·談話術》，桂林：實學書局，1946年。97陳源：《西瀅閑話》335—336頁，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3版。

98《〈胡適文選〉指導大概》，《朱自清全集》2卷209頁、299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

99參見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此傳撰於1939年，現收入曹述敬著《錢玄同年譜》作為附錄；此處引文見曹著171頁，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1：Ⅰ如刊《中國白話報》第五期的《中國理學大家顏習齋先生的學說》、第六期的《黃黎洲先生的學說》、第七期的《王船山先生的學說》等。1：Ⅱ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稱：“此刻白話文應用範圍，其實也尚只在報紙新聞副刊乃至普通著作之類。如要寫一傳記，白話文反不易寫。如要寫一碑文，用白話，實不甚好。有時連日常應用文字也不能純粹用白話，不得不轉用簡單的文言。若我們要來寫一部歷史，如《中華民國史》之類，單就文體論，便有大問題。”（97頁）

1：Ⅲ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1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Ⅳ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1：Ⅴ參見拙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四章“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1：Ⅵ參見羅誌田《裂變中的傳承》276—278頁，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1：Ⅶ參見周作人《國語改造的意見》及《國語文學淡》二文，均收入《藝術與生活》，上海：群益書社，1931年。

1：Ⅷ參見拙文《當代中國的文言與白話》，《當代中國人文觀察》121—14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1：Ⅸ據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沈延國稱：“又先師曾諭延國雲，昔在江蘇教育會演講，曹聚仁所記錄（即泰東書局出版的《國學概論》），錯誤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記錄的，則不可卒讀。”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394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

1：Ⅹ參見曹聚仁《章氏之學》，章太炎主講、曹聚仁記述《國學概論》175頁，香港：學林書店，1971年；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55—56頁，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

1；Ⅰ參見羅常培《自傳》，《學人自述》268頁，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

1；Ⅱ參見拙文《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中國大學十講》135—18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Ⅲ亞理斯多德著、羅念生譯《修辭學》189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

1；Ⅳ《章行嚴先生蒞雄辯會演說紀要》，1917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

1；Ⅴ《學術講演會啟事一》，1918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1；Ⅵ《學術講演會特別啟事》，1918年2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1；Ⅶ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除總綱性質的《開講日示諸生》《學規》《讀書法》《通治群經必讀諸書舉要》外，主體部分按原典《論語》《孝經》《詩》《禮》《洪範》《易》來展開閱讀與闡釋，不受現代學科分類體系的制約。

1；Ⅷ1920年新潮社編輯刊行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被視為蔡先生思想學說“最好的結集”（參見周作人《記蔡孑民先生的事》和高平叔《〈蔡孑民先生傳略〉敘言》，載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32—36頁、287—290頁）。此書共收文84則，大致可分為三類：演說40則，文章21則，序跋及書劄23則。演說占主導主體（包括《勞工神聖》《以美育代宗教說》《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等），但專業性不強。集中不少演說，除注明登壇時間，還有何時修訂成文。

1；Ⅹ《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

1<Ⅱ參見葛繼聖《中國速記應用的歷史、現狀、問題及建議——紀念中文速記創始一百周年》，《廣西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1<Ⅲ湯炳正稱：“當時，應全國學術界的要求，每一門課講畢，即將聽講記錄集印成冊。先生以精力不給，付印前皆未親自審校。因此，在聽講記錄出版時，他堅決反對署上自己的名字。”見《憶太炎先生》，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462頁。

1<Ⅳ1<Ⅴ《通信》，《新青年》3卷1號，1917年3月。《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及《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政教會歡迎會之演說》二文，刊《新青年》2卷5號（1917年1月）。

1<Ⅵ方豪：《馬相伯先生文集·凡例》，《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編譯館，1947年。

1<Ⅶ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1<Ⅷ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

1<Ⅸ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9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

1<Ⅹ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3頁，北平：人文書店，1934年訂正三版。

1=Ⅰ中書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新月》4卷4期，1932年11月。

1=Ⅱ1=Ⅲ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147頁及《序》，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Ⅳ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小序》，《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2年初版，1987年第六次印刷。

1=Ⅴ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一書《自序》，稱“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亦有前後所講重復，並有一意反復申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刪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誡勸，此稿乃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於一堂之上”。

1=Ⅵ近年風氣大變，喜歡閱讀“演講稿”的大有人在。若北京的三聯書店推出“三聯講壇”，“以課堂錄音為底本，整理成書時秉持實錄精神，不避口語色彩，保留即興發揮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現場氛圍”（《緣起》），便博得讀書界一片叫好聲。至於像《錢仲聯論清詩》（魏中林記）那樣，“其中，評騭先賢時人詩文人品，思想言論，或褒或貶，‘隨口而談'，‘思至語出'，為存原貌，並未刊落”（《錢仲聯先生跋語》，《學術研究》2004年1期），更是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愛思想網站 2008-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