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1.王道理想

王道理想是“參通天地人天下歸往的政治理想”。所謂“天地人”，不僅包括人與人的關系，也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代表當世的空間，也代表傳統和未來的時間。貫通天地人的政治機構的合法性，不僅應來自當世人民的同意，而且應來自傳統和天道。王道理想就是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的政治理念。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個人主義為邏輯基礎理性地展開的政治制度，它雖然關注了當世人的意願，卻忽略了傳統的價值和自然的秩序。哈耶克在強調了市場的功效以後，發現市場制度和個人經濟自由之所以容易受到侵犯，卻經常是因為多數人的意願。所以，哈耶克企圖用法治反對人治，不僅是少數人的獨裁，也包括多數人的暴政。對於他不信任的立法機構，他提出了要用一般原則來加以約束。而這一般原則中，應包括傳統的價值和自然的秩序。在他看來，最接近他的這一理論的，就是美國憲法以及由憲法規定的美國政治制度。自有美國憲法以來，根據憲法自身規定的程序，已有多次憲法修正案。這說明美國憲法凝結了歷代人的智慧，從而就是美國的政治傳統。但是，就是這種政治制度，也沒有能夠阻止政府的擴張和福利國家的形成，更不用說對待自然。在被視為自然的和其它國家的人民時，美國憲法缺少道德原則。由於只有“人”，而沒有“天地”，只重當世，而不重傳統和後世，一般的西方政治制度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布坎南的研究揭示：持續的赤字財政政策是以損害後代人為代價的，而由於後代人不會來投票，所以沒有人能阻止這一政策。由於參與一國政治過程的只是本國人民，當涉及到國與國的沖突時，投票程序不能阻止一項損害它國人民利益的政策通過，無論是發動鴉片戰爭還是赫伯法案。這是近代以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文明與文明沖突的一個政治原因。我們也不難看到，對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也和這種政治制度缺少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相關。看來天地人分離甚至對立的政治制度，不僅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且最終會毀滅人類自身。

2.禮治精神

中國傳統的禮治精神是西方法治精神的對應物。法治精神是西方世界對人類政治制度的重大貢獻，但是到今天，法治政治已經過度擴張了，它的弊端有使西方社會不知所措。法治政治主張整齊劃一、沒有例外的法制，並以政府暴力的形式加以實施。這種形式在解決社會沖突時極有效率，因而又被推廣到各個領域，甚至包括家庭和道德領域。然而對法治手段的濫用卻產生了負面效果。由於它代替了家庭的功能，導致了不少家庭的解體。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中，司法體系是制衡立法機關和行政機構的重要力量，但它本身卻成為不受制衡的力量。因為司法體系的主要成員——律師和法官，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已經占據了美國國會的大部分席位，他們可以一手加緊制造法律，一面又享受法律繁多帶來的好處。最為重要的是，法治政治的這種弊端是不可能通過法治本身來解決的。外在三強制力不能解決的問題，內在的約束力卻有可能解決。使人能夠自律的力量就是道德與宗教。但如果它們與法治處於對立的狀態，也不能達成社會的和諧。所謂禮治精神，就是既考慮人類行為規範的普遍性，又考慮人情厚薄親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對人有某種外在的強制作用，更強調典章制度的本質在於內在的人性基礎。因此，禮治可以被理解為既強調人內心的道德自律，又強調法治和道德互相兼容和融合。“禮”本身是一種介乎於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制度形式。它是一種有習慣程序或有形儀式的道德規範，或者說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法律條文。它既克服了對法治的濫用，又避免了法律與道德的對立，而這正是目前西方式的法治政治所無法達到的。

六、重建人生價值 

如何看待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僅涉及思想方法，還有一個民族自信心的問題。今天世界上最堅強的精神力量，既不來自某種共同的階級意識，也不出於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中東地區持續已久的沖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外來文化對於它只能補充而不能取代。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他們把西方文化全盤移植到香港，但至今無法取代東方文化，香港社會仍然保持了不亞於內地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成分。同時，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只有在保存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努力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才會形成新的優勢和活力。近代上海的迅速發展，海派文化的形成，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問題。一個城市或地區，如果失去文化優勢，就會失去人才優勢，而失去人才優勢，也就會失去經濟發展的優勢，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就會動搖。

科學的發展，解決不了人生的價值問題。現代西方社會創造了象人一樣靈巧的機器，同時也造就了象機器一樣無情的人。大工業的發展，使人的內心世界日益空虛。宗教、道德、藝術、文學、思想等都是為人生提供意義的活動，無論有無權勢或財富的人，都同樣需要一個“精神的家”。因為，人生中有許多遭際，如生老病死等，權勢和財富在這些問題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種精神資源必須通過長期不斷的開發才能積累起來，臨渴掘井是不濟事的。目前看來，解決人類的心理問題或如何做一個人，中國文化重視個人修養的傳統會有獨特的貢獻。

由於長期以來世俗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人們日漸以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因而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這其中原因在於，人們認為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後者則非當務之急。以致於這些年來的經濟繁榮，帶來的是酒食征逐紙醉金迷式的感官享受，真正有深度的精神文化則未見有突破性的發展。如果一個人除了感官刺激之外，別無精神寄托之所，則不能不說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精神境界方面，科學不是萬能藥，因為道德不屬於科學的範疇，道德自有其精神的來源，這個精神來源主要是靠人類對自己的控制。忽視倫理，任技術、財富與權勢日益刺激人的欲望，是目前世界的通病。人的欲望是永遠難以滿足的，只能一次比一次更大，長此以往，以利益為中心的社會，會出現一種惡性循環。要扼制這種循環，人必須對自己下一番功夫。因此，人文學科依然是我們必須尊重的。

中國人需要有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但什麼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精神呢？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精神資源雖然可以從外面汲取，但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為一體時才會發揮真正的力量。文化的移植只能就個別因子而言，不能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也沒有給我們提供全面取代成功的範例。所以，我們必須首先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需要有新的人文傳統，這是我們從世俗功利觀念中超拔出來的唯一希望。

就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並沒有離我們而去，不過是存在於一種模糊籠統的狀態中。中國人一般對人、對事、處世、接物的方式，暗中仍然有中國價值系統在操縱主持，但是這種價值處於不知不覺之中。一種文化價值系統，不經過自覺的反省和檢討，不經過弘揚發揮，便不能與日俱新，不能獲得現代意義並充分發揮其創造的力量。如果不能把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文化傳統的不正確看法厘清，中國人在文化方面源於價值觀念的混亂，必然會給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帶來困難，這應該成為目前精神文明建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七、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文化的建設必須立足於學術思想的深厚基礎之上，這是需要堅韌的精神和長期而艱苦的努力才能獲得的。近代中國人有一種觀念，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變遷上。其實，政治是一種浮面的東西，它離不開學術思想的支持。二千年的歷史說明，在學術思想未發生建設性的根本轉變之前，政治是很難突然出現奇跡的。任何一個物質文明的創造，都有其精神力量作為後盾，作為原動力。一個國家要維持其物質文化的高度發展，就不能不維護其精神文化的原動力，不能不維持其對價值的意識，以及其統合過去和未來的一貫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說，要推廣物質文明的創造，就必須在精神文明的領域內做出更大的創造，不僅使其文化傳統發揮潛力，而且還應開辟新的文化理想和境界。

知識是寶貴的，但“知”和“識”是兩個概念。“知”是知曉，是了解；“識”是認識，是見解，後者是比前者更高一個層次的東西。見解是人的一種自我意識，正是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東西。認識到自己是一名知識分子，就帶有這種自我意識，就會產生一種歷史使命感。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就是堅守道統，為社會創造理論，總結過去，規劃未來，這也正是知識分子得以安身立命之處。美國學者列文森教授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惱在於，他們在理智上是面向未來的，而情感上卻留戀過去。那麼，現在是到了將文化的民族性也提升到理智地了解的時候了，時代和民族都在期待著我們這樣做。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的理論準備和心理準備的前提下發生的，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這是迫不得已的現實。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理論觀念和思維方式，即整個文化背景在改革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應該承認，改革以來最大的社會問題是：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愈來愈缺乏值得奉獻的理由和理想。心靈上的虛無主義困境，使人們只追求眼前的快樂與利益，而失去了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同時，上層建築的保護帶必須做相應的調整，不然的話，這種轉型要麼不能順利完成，要麼得到的並非是期望的東西。

近百年來，中國有好幾次走向現代化的嘗試和奮爭，那是在民族危急的關頭被逼出來的，因為事先缺乏思想文化的準備，所以都失敗了。例如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洋務運動發生在維新思潮產生之前，辛亥革命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產生之前，都是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先於思想文化的變革。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應該總結歷史的經驗，避免歷史的教訓重演。（愛思想網站你 2009-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