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有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申報》的摘要本、張冥飛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話本。這里真正需要認真比較的，是張、曹二本。張書錯漏百出，亂加按語，封面上還赫然寫著“長沙張冥飛、浙江嚴伯梁批注”，難怪章先生極為憤怒1：Ⅸ。至於年僅21歲的曹聚仁，其記錄整理本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賞識，曹的解釋是：第一，“章師的余杭話，實在不容易懂”，只有“對於他的方言並不感到困難的人”，才沒有理解的障礙；第二，在杭州一師念書時，曹已經讀過《國故論衡》和《檢論》，熟悉章太炎的學術思路，“又從單不庵師那里知道足夠的關於今古文家爭執知識”，因此，記錄稿才可能“沒有錯過一句話，一個人名，一個地名”1：Ⅹ。

這兩點都很在理，可我還想補充第三點：因曹聚仁使用的是白話，更能傳達太炎先生講演時的語氣與神態。對比張冥飛那蹩腳的本子，你會發現，章太炎很有個性的語言，以及許多精彩的表述，全被現成的套語弄得面目全非。即便全部“聽懂”，以張冥飛的文言文水平，也絕難達意。

這里有一個重大的難題：講演者使用的是白話，如果用淵雅高深的文言來記錄整理，不是絕對不可能，但必須經過一番傷筋動骨的改造。以至經過“文言”這個模子出來的“講演”，很可能盡失原先的風采與神韻。在表情達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長處，但絕對不適合於記錄現場感很強的“講演”。偶爾也有例外的，如學過速記的羅常培，在北大念二年級（1918）時，“用功的重心放在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和中古文學史上面。在講堂要把他的‘口義'用速記記錄，回家後又逐字逐句地翻譯成文言”1；Ⅰ——這就是日後廣泛流傳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龍講錄》。如此“翻譯”，即便成功，也都不是“原汁原味”。在某種意義上，學者的公開講演，以及將講演稿整理成文或成書，不管他主觀上是否贊成白話詩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識與智慧，來協助完善白話的表達功能；換句話說，都是在“贊助白話文學”。假如此說成立，那麼晚清以降蔚然成風的“演說”，對於推廣白話文，功莫大焉1；Ⅱ。

晚清興起的演說之風，確實有利於白話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現代國語”的生產與成熟。除此之外，還深刻影響許多作家的思路與文風。有經驗的讀者都明白，“口若懸河”與“夢筆生花”不是一回事，適合於講演的，不見得適合於閱讀。一場主賓皆大歡喜的講演，抽離特定時空，

很可能不知所雲。相反，一篇精彩的專業論文或小說、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員朗讀，也不見得能吸引廣大聽眾。這一點，亞理斯多德的《修辭學》說得很清楚：“比較起來，作家的演說在論戰場合顯得淡薄；而演說家的演說，盡管口頭發表很成功，拿在手上閱讀，卻顯得很平凡，其原因是由於這種演說只適合於在論戰場合發表；所以適合於口頭發表的演說，不在口頭發表，就不能發揮它們的效力，而且顯得笨拙”1；Ⅲ。盡管亞理斯多德對“筆寫的文章”與“論戰的演說”二者風格的區分，有其特殊含義（前者指典禮演說，後者指政治演說和訴訟演說），而所謂口頭發表的“演說”，更適合於表現性格與情感，還是很有道理的。

演說不同於專業著述，突出的是大思路，需要的是急智、幽默、語出驚人。如果用最簡要的語言來描述，“演說”的特點大致是這樣的：表達口語化，故傾向於暢快淋漓；說理表演化，故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現場效果，故受制於聽眾的趣味與能力；蔑視理論體系，需要的是豐富的高等常識；忌諱“掉書袋”，故不能過於深奧，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這些，都將影響文壇乃至學界的風氣。

“演說”一旦入文，釀成了現代中國文章的兩大趨勢，一是條理日漸清晰，二是情緒趨於極端。原先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如今變得直白、淺俗，“卑之無甚高論”，這一點很好理解；更值得關注的是，演說之影響文章，使得表述趨於誇張，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劍走偏鋒。熟悉演講的都明白，臺上臺下，能否成功互動，十分要緊。演講者固然借助語言、手勢以及身段在調動聽眾的情緒，而聽眾通過拍掌、跺腳、噓聲乃至走人等，同樣達成對於演講者的誘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聽眾的趣味靠攏。所謂的“現場效果”，是演講者與聽眾共同營造出來的。

對於演講者來說，現場的氛圍，構成巨大的壓力。在十人、百人、千人、萬人的場合演說，聲調、語速、手勢全都不一樣；總的趨勢是，人越多，手勢越誇張，長句變短句、短句變單詞（這里還得考慮麥克風放大尾音的影響）。在群眾集會上演說，很難有冷靜平和的思考與表達，往往是調子越唱越高，上得去，下不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場感”與“聽眾的壓力”，很可能一直延續到書齋，滲透在你的思維以及筆墨之中。

1917年12月16日，在北大雄辯會的成立會上，章士釗應邀做了專題演說，討論“調和論”之是非功過：

無論何種題目，兩極端之說，最易動聽；一經折衷，便無光彩。……調和論者必就甲說而去其乖戾之氣，就乙說而去其偏宕之言。不知甲乙之說所以能存，正以其乖戾偏宕。今欲去其所以存立之基礎，而強之入我無聲無臭之範圍，其事之難，有如登天。1；Ⅳ

章本想論述的是“調和之妙用”，可因“先生演說甚長，未克全錄”，單看發表出來的部分，更容易記得的，反而是“極端之說”。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學生於此，很容易領悟到演說的訣竅。這確實也是經驗之談。演說需要條理，需要智慧，需要幽默感，過於理性、穩健、縝密，其實是不合適的。某種意義上，演說與雜文相通，應該說狠話，下猛藥，借題發揮，激情奔放，甚至不惜使用“語言暴力”。

不管你是左翼還是右翼，也不管你是否反感“宣傳家文字”，只要你選擇廣場演說，以平民百姓或年輕學子為擬想讀者，必定趨於“激烈”，而不可能“調和”。既然熟諳演說中“兩極端之說，最易動聽”，轉而為文，可以想像，對於傳統中國講求溫柔敦厚的文風，將造成何種挑戰與沖擊。六以“演說”為“著述”

現代中國日漸興盛的“演說”，其影響不僅及於“文章”，還擴展到“學問”。學問該如何表述，面對專家還是大眾，追求專深還是普及，這里面大有講究。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張謹、陳寶泉、湯爾和等大學校長，曾感嘆近年士風日敝、民俗日偷，而關鍵就在於學術消沈；希望教育界負起責任，於是發起“學術講演會”：

同人有鑒於此，特仿外國平民大學之例，發起此會，請國立高等學校各教員以其專門研究之學術，分期講演，冀以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而力求進步。1；Ⅴ

“學術講演會”的具體地點，在教育部會場、北京高師和北大法科禮堂。原先刊出的廣告，第一講是章士釗的“論理學”，後因章臨時外出，改為陳大齊的“現代心理學”1；Ⅵ。在此後的三個月里，除了上述二題，還舉辦過如下題目的系列講演：社會與教育（陶履恭）、燃料（王星拱）、墨翟哲學（胡適）、天文學（高魯）、放射性化學（俞同奎）、教育學（鄧萃英）、生物與人生哲學（李煜瀛）、社會與倫理（康寶忠）、電子相對論（何智傑）、政治學（陳啟修）、園藝與害蟲學（夏樹人）等。如此規模的“學術講演”，在讓大學走向社會的同時，也讓“演說”承擔起傳播高等學問的責任。

教授們不再只是針對社會問題發言，而是努力向公眾傳播自己所擅長的專門知識。這麼一來，如何有效地演說“學問”，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里，受到學界以及社會的共同關注。當學者們不再滿足於“口說”，將“講壇”搬到了紙上，所謂的“著述”風格，便不可避免地發生嬗變。如果采用的是傳統的講學形式，以解讀經典為中心（如《復性書院講錄》）1；Ⅶ；或因職責所在，　演說時學術性不是很強（如《蔡孑民先生言行錄》）1；Ⅷ，那麼，將其言談記錄下來，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容易的。但若講授的是專深的學問，要實現從“聲音”到“文字”的轉化，難度就大多了。

這就牽涉到晚清的另一個新生事物——速記法。梁啟超特別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說《經國美談》，止是久野龍溪采用口述筆記的形式完成的；“同時他在卷尾附錄了一篇名為《論速記法》的文章，向《經國美談》的讀者介紹了‘速記法'”1；Ⅸ。對於《清議報》能及時地譯介“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的《經國美談》，梁啟超十分得意，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中特別予以表彰1；Ⅹ。一年後，梁撰《新中國未來記》發表，第一回中有如下一段：

卻說自從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壇開講，便有史學會幹事員派定速記生從旁執筆，將這《中國近六十年史講義》，從頭至尾錄出，一字不遺。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社登刊。1<Ⅰ

如此強調“速記”，明顯受《經國美談》的啟發。所謂“一字不遺”，當然過於誇張；但速記的出現，使得“演說”之成為“著述”，平添了許多可能性。

談論中文速記，一般從蔡錫勇說起。京師同文館畢業後，蔡在駐美使館任參贊期間，對當時美國流行的“快字”感興趣；回國後，參考美國淩士禮（Lindsley）的速記法，撰成《傳音快字》一書，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刊行。到了清廷推行新政，設置咨政院，開會時亟需速記員，於是召蔡的兒子蔡璋進京，創辦速記學堂，並將其父的《傳音快字》改編為《中國速記學》，於1913年正式出版1<Ⅱ。此後，不同的速記法紛紛面世，對學術文化的整理以及思想的傳播，發揮了很大作用。

然而，在這中間，陷阱依然很多——即便速記員訓練有素，還有口音差異，以及話題的專業性等。一般的社會動員或知識普及比較好記，倘若是“學術講演”，可就沒那麼輕松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絕刊行未經自己審定的講演稿1<Ⅲ，就是擔心記錄有誤，以訛傳訛。此舉並非多余，謂予不信，請看北大校長蔡元培的經歷。《新青年》3卷1號的“通信”欄里，收有蔡元培致《新青年》記者函：

《新青年》記者足下：鄙人歸國以來，偶在會場演說，事前既無暇預備，事後亦不暇取速記稿而訂正之。日報所揭，時有訛舛，以其報僅資一閱，即亦無煩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學會及信教自由（會）之演說，乃為貴雜誌所轉載，勢必稍稍引起讀者之注意。其中大違鄙人本意之點，不能不有所辨正。1<Ⅳ

蔡元培自稱信奉引力說及進化論，可報載他在信教自由會的講稿，竟闌入一大段“宗教家反對進化論者之言”，讓他實在不能容忍。至於“政教會演說報紙所載有漏脫，有舛誤，尚無增加之語”。其中“最為舛誤者”，蔡開列了十條，逐一辨正。

此信讓既是北大文科學長、又是《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狼狽之至，趕緊以“記者”名義附言：“本誌前卷五號，轉錄日報所載先生演說，未能親叩疑義，至多訛誤，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賜函辨正，讀之且愧且喜。記者前論，以不貴茍同之故，對於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頗懷異議。今誦賜書，遂爾冰釋。”1<Ⅴ引領學界風騷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報章的情況可想而知。

正是有感於此，後人為慎重起見，不太敢用報刊上的演說資料。可完全放棄這些口述實錄文獻，又實在可惜。若方豪編《馬相伯先生文集》，其《凡例》的第一則稱：“本書所收以先生親自撰著之文字為限，其為先生口述，他人筆錄或代作者，如先生生前各報刊登之談話、語錄、講詞等，一概不收。”1<Ⅵ嚴守邊界，寧缺毋濫，固然是好事；但對於研究者來說，我還是更喜歡半個世紀後朱維錚所編篇幅劇增的《馬相伯集》1<Ⅶ。

不再滿足於固守書齋的現代中國學者，開始走出校園，面對公眾，就自己熟悉的專業發表公開演講，而且借用速記、錄音或追憶等手段，將“口說”變成了“著述”。對於此類不夠嚴謹專深、但也自有妙用的“大家小書”，到底該如何評價?

倘若速記者聽得懂方言，有較高的文字修養，也能大致理解演講的內容，這種情況下，速記稿還是可信的。當然，正式出版前，需要演講者做一番仔細的修訂。1922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封面署的是“梁漱溟講演，陳政、羅常培編錄”。為什麼這麼署，不外是突出速記者的成就與責任。在《自序》中，梁漱溟稱：“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東濟南省教育會會場的講演，經羅君莘田替我紀錄出來，又參酌去年在北京大學講時陳君仲瑜的紀錄而成的”；“在別人總以為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為我是在這里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在這里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說的話。”1<Ⅷ更有意思的是，這部現代學術史、思想史上的名著，連序言的落款都是“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漱冥口說陳政記”。但這並不妨礙其成為一代名著。賀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就曾給予此書高度評價：“在當時大家熱烈批評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較有系統，有獨到的見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東方文化說話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所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1<Ⅸ

以“演說”為“著述”，不是完全不可行，除了演說前的殫精竭慮以及演說中的超常發揮，還依賴以下三點：一是需要好的記錄稿，二是需要作者認真修訂，三是需要讀者轉換閱讀眼光。對此，舉三本書，略作說明。

1932年，周作人應沈兼士的邀請，到輔仁大學作系列演講。因其平日所思所感，別有會心，“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看過鄧恭三（即日後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鄧廣銘）的記錄稿後，周大為稱奇：“不但絕少錯誤，而且反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於是，將講稿交北平人文書店刊行。表面上，作者姿態很低，一再謙稱此書“只是臨時隨便說的閑話，意見的謬誤不必說了，就是敘述上不完不備草率籠統的地方也到處皆是，當作談天的資料對朋友們談談也還不妨，若是算它是學術論文那樣去辦，那實是不敢當的”。可接下來的

這句話，可見作者並非真的那麼謙卑：“我的意見並非依據西洋某人的論文，或是遵照東洋某人的書本。”單是“這講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1<Ⅹ，便可知作者的立意與抱負。在眾多關於此書的評論中，錢鐘書的意見最值得重視。錢對周說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1=Ⅰ。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

1961年，應香港某學術機構的邀請，錢穆就“歷史研究法”這一總題作了八次演講。作者稱：“這次一連八講，由於時間所限，所講總嫌空泛膚淺，又是語焉不詳。我不能站在純歷史純學術的立場來講話，有時不免帶有情感，隨便空說，請諸位原諒。”1=Ⅱ此講演集，先由葉龍記錄講辭，再經錢穆本人整理潤飾，1961年刊行於香港，1969年在臺北重版。到了為臺北版作序，錢穆開始自得起來，提醒“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所謂“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明顯有所指。在錢穆看來，主流學者只講研究方法，不考慮歷史背後的文化與意義，並非理想的學術境界1=Ⅲ。同樣是在香港，同樣是為非本專業的學生講課，牟宗三講的是中國哲學。牟說得沒錯，在總共十二小時的系列演講中，“想把中國哲學的特質介紹給社會上公余之暇的好學之士，當然是不很容易的”。可成書時，作者顯然頗為得意，其《小序》相當有趣，值得大段引錄：

文傑下一篇：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