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有聲的中國”是相對於“無聲的中國”而言，不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演進的新路徑。本文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文章（包括述學文體）的變革。 

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發表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此文重提十年前的“文學革命”，用決絕的口吻斷言：“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具體論述時，魯迅用了個形象的比喻：此乃“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若用古文寫作，“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於零的”；而惟有“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才可能催生出一個“有聲的中國”①。

在魯迅眼中，所謂“有聲的中國”，就是不再“將文章當作古董”，而是“思想革新”與“文字改革”並舉，“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談論“民族”與“聲音”之間的關系，這里有象征的成分（如“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但也包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場：輕文辭而重言語。從“聲音”的角度探討文言白話之利弊，思考現代民族國家的命運，以及如何看待漢字這“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接著魯迅的“話頭”，可進一步拓展的路徑很多，這里僅從晚清以降鬧得沸沸揚揚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

談及晚清與“五四”時期之獨立思考、自由論辯，研究者多喜形於色，追慕不已。那些充溢於文壇學界以及政治社會的“自由辯論”②，既體現在“口頭”，也落實在“筆端”。可當你翻閱學者們的著述，其引證史料，不是報刊文章，就是書籍檔案，至於當初那些激動人心的“聲音”，早就被拋落到九霄雲外。若能真的“回到現場”，史家當然承認“口說”的重要性；只是因技術的緣故，在錄音錄像設備出現之前，我們只能更多地依賴“立字為據”。

文字壽於金石，聲音則隨風飄逝。但不管是思想啟蒙、社會動員，還是文化傳播、學術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點也不亞於“白紙黑字”。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該忽視那些因各種因緣而存留在紙上的聲音——盡管其在“轉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損耗”與“變形”。

關注那些轉瞬即逝的聲音，既是後世史家的責任，也是當事人的期待。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借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馳騁想像：六十年後，中國人在南京舉行維新五十周年慶典，同時，在上海開大博覽會，不只展覽商務、工藝，而且演示學問、宗教。“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博覽會場中間最大的講座，公推博士三十余人分類演講中國政治史、哲學史、宗教史、財政史、風俗史、文學史等，其中又以全國教育會會長孔覺民老先生演講的“中國近六十年史”最為精彩③。

喜歡談論“演說”，將其作為“新學”的象征，這在晚清小說中比比皆是。只不過其他小說家，並不都像梁啟超那樣對“演說”持全面肯定的態度。若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十回“演說壇忽生爭競，熱鬧場且賦歸來”、吳蒙《學究新談》第二十七回“言語科獨標新義，捐助款具見熱心”，以及?叟《學界鏡》第四回“神經病詳問治療法，女學堂歡迎演說詞”④，對於時人之追趕時髦、熱衷於“演說”，便不無嘲諷之辭。如此都市新景觀，有人正面表彰，斷言此乃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必要手段；有人熱諷冷嘲，稱其為晚清最具特色的“表面文章”。但無論如何，借助於演說，“西學”得以迅速“東漸”，這點沒有人懷疑。

所謂“孔覺民演說近世史”，速記生從旁執筆，於是有了《新中國未來記》，這當然只是“小說家言”。但“演說”之於維新大業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梁啟超的這一預言/寓言中，得到了暢快淋漓的呈現。不妨就從這里落筆，依次討論盛行於近現代中國的“演說”，對於開啟民智、普及知識、修繕辭令、變革文章以及傳播學術的意義。

一 演說之於“開啟民智”

談及在近代中國發揮巨大作用的“演說”，不妨以“古樹新花”視之。說“古樹”，那是因為，高僧大德講說佛經，說書藝人表演故事，確系古已有之；至於“新花”，則是指晚清方才出現的在公眾場合就某一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說服聽眾，闡明事理——這後一個“演說”，乃舶來品，源於日語，意譯自英語的publicspeech。

將學校、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歸日人犬養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於梁啟超的精彩發揮：“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⑤。日本人演說成風，創於明治思想家福澤諭吉；而近代中國演說風氣的形成，則康梁師徒大有貢獻。

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對於世人不解“演說”乃“風氣驟進”的原動力，大發感慨：

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誌之士，仍當著力於是。⑥

這里所說的“京師之保國會”以及“湖南之南學會”，在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康有為“又倡設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人大集者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南學會“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會，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及學長□□□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⑦。

戊戌變法功敗垂成，但借演說中外大勢，“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卻日漸成為晚清志士乃至整個社會的共識。稍為排列晚清眾多提倡演說的文章，以及各地如何開展演說的新聞報道，當能明白這一“利器”當年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著意培養學生們的演說能力。據特班生黃炎培追憶：“師又言：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於言語。因設小組會，習為演說、辯論，而師自導之，並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⑧

請繼續閱讀：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