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學藝”還是“事業”

五四時期活躍於北京大學的眾多社團中，有兩個是以“言說”為主攻方向的，一是發起於1917年12月的雄辯會，一是創立於1919年3月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歷經沈浮，八十年後的今日，後者聲名如日中天，前者則很少為人關注。這里試圖勾勒兩個社團的基本面貌、思想資源以及發展趨勢，並將其對照閱讀，目的是凸顯“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姿態與思維方式。選擇作為一種論述策略的“雄辯”或“講演”，不只受制於擬想讀者（聽眾），而且牽涉一系列重大命題：如學校與社會、思想與行動、懷疑與信仰、對話與獨自、邏輯與立場、精英與大眾等。而所有這些，深刻影響著“五四”以後中國知識者的歷史命運。

為紀念校慶，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專門載文介紹本校的“學生生活及活動”。

 “關於學藝方面者”，共開列了21項，如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哲學研究會、新潮社、英文演說會、雄辯會等；“關於事業方面者”，則有平民夜校、平民教育演講團、學生銀行等。其中對於“雄辯會”是這樣描述的：“暫分國語、外國語兩部；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每月開演說會一次，每學期開雄辯比賽大會一次”。關於“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介紹則是：“其宗旨在以通俗講演之方法，增進平民之智識，及喚起其自覺心”；“定期講演每月四次”，另有不定期演講。都是演說，可擬想的聽眾不同：一局限於校園，一走上社會。也正因此，學校分得很清楚，前者屬於自我修養的“學藝”，後者則是負有社會責任的“事業”。二者幾乎同時並存於北大校園，到底是互相補充平等競爭，抑或水火不相容?這里牽涉到“演說”的不同功能及宗旨，值得認真鉤稽。

1919年3月22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兩則布告：一是平民教育講演團定於第二天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開成立大會，“除報告及選舉外，並籌商一切進行辦法”，後附“本團團員錄”（共39名）；一是校方“為獎勵英文演說，增進辯才起見”，擬定章程、提供獎金，並確定每年五月間開演說賽會71。相對於“平民教育講演團”的邊界清晰、旗幟鮮明，北大校園里熱衷於演說競賽的個人和團體，則顯得面目模糊——單在1917至1926年間，比較活躍的就有雄辯會、辯論會、英文演說會、國語演說會等。

1917年12月16日，“北京大學雄辯會”開成立大會，修訂章程，選舉職員，並請論理學教授章行嚴演說。三天後，北大雄辯會正式公布章程，稱“本會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分國語、外國語兩部，每部分若幹小組，除平日訓練外，每學期舉行一次雄辯大會72。此後，《北京大學日刊》上，不時有雄辯會的通告以及相關活動的報道。而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上所載北京大學雄辯會國語第一支部細則，讓我們對其活動方式有了更為詳盡的了解。該支部的活動分演說、辯論二種；會員均需練習演說及辯論；兩星期舉行一次常會，每次常會指定演說者二人，辯論者六人；請教員作為評判員；演說題目自選，辯論題目由評判員指定73。

演說的狀態容易想像，辯論又是如何進行的呢?1918年1月27日午前十時，在法科第一教室召開的辯論會，題目為“科學與宗教之消長”，正方主張“科學日進而宗教日衰”。正反方各有三人上場，分主辯、第一助辯、第二助辯，按理論、言詞、態度、復辯四項評分，其中態度、復辯兩項不分上下，差別在理論與言詞。正、反方的成績是185對155、160比110，最後，正方以505比415分取勝74。同年5月，還有另外一次辯論，論題是“最後之勝利在強

權抑在公理”，是否還是正方取勝，不得而知。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改組雄辯會之提議》，稱根據陳啟修等提議，北大雄辯會改組為北京大學辯論會，理由是：

仲尼設教，立言語之專科；子產會盟，藉辭令以安鄭。蓋闡揚學術，折沖壇坫，言辭之重，自古已然，而於今為甚。同人等有鑒於斯，前本練習辭令發展智識之宗旨，有北京大學雄辯會之組織。只以才力薄弱，時期過短，故規模雖具，而發展未遑。75

因會長西渡留學，“為免虎頭蛇尾之譏”，重訂章程，定名為“北京大學辯論會”，依舊“以闡揚學理、修飾辭令為宗旨”，“每兩周開常會一次，專為會員練習辯論時間”。但邀請校長當會長、教職員當幹事，加上“本會於適當時間與他校舉行聯合辯論會”76，這樣的設計，已不全然是學生社團的規模，似乎更多體現校方的意願。

五四運動爆發，辯論會發表公告，“於學潮未平靜以前暫行停止練習”。說是“凡我會員，為國奔走，心神交瘁，無暇及此”固然可以，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疾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與校園里優雅的練習辭令、切磋學問格格不入。因此，只能期待“學潮漸平，會員等得於憂患之余，復睹弦歌之盛”77。

與辯論會（雄辯會）在學潮中暫停活動恰好相反，平民教育講演團則因五四運動的爆發，而得以大展宏圖——不僅不斷征招新團員，尋找演說場所，還走向鄉鎮，盡可能擴大聽眾範圍。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有講演團總務幹事朱務善所作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緣起及組織大綱》，其中提到：

（平民教育講演團）創辦不久，頗著成效。轟動一時之“五四”、“六三”運動，本團團員曾盡力奔走呼號，竭力宣傳，頗有以促醒社會之自覺，而引起同情。至於“鄉村講演”尤為有力，蓋此種講演，能於最短時間內使大多數鄉民得受少許常識，並能助長其興趣。78

“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79，正式成立於1919年3月，最初社員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同人，後不斷有人加入。據統計，前後有157位北大學生參與活動，其中甚至包括性格溫和且明顯不善言辭的俞平伯、朱自清等80。這個五四時期十分活躍的學生團體，其活動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多有報道；更因其主要骨幹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其工作日後理所當然地受到史家的強烈關注81。

1919年3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有《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

這與十幾年前梁啟超“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的說法，何其相似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