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者不該總是居高臨下，必須學會反躬自省。如此重思想、善學習、能反省的演說者，在清末民初，並非全然沒有；只是以往我們過於強調對下層百姓的“口頭啟蒙”，而忽略了演說可能存在別的面相。比如，談及演說，我們更多關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漠視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福澤諭吉所設想的“演說”如何有利於學問的形成與展開，在晚清以及當世，便都很少被提及。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設立專節，討論“演說的內容”，其中包括“勸戒纏足”、“勸戒鴉片”、“特殊事件”（如1905年中美華工禁約風潮、1907年的江北大水災）、“鼓勵蠶桑、實業”、“時局與愛國”、“與新政有關者”、“與軍隊、警察有關者”、“革命宣傳”等八類37。所有這些，未涉及任何學術文化的傳承，屬於政治宣傳或社會動員，針對的是不識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實際上，還有另外一種“演說”，同樣值得關注，如章太炎的東京講學（1906—1910年），以及創辦《教育今語雜誌》（1910年），以“淺顯之語言”系統地“演述各種學術”。此類演說或“擬演說”，針對的並非粗通文墨者，而是有較高文化水準的“讀書人”。隨著新式學堂的迅速擴大，此類帶有學術普及與文化交流性質的演講，得到了很好的推廣。

任鴻雋曾提及在東京聽章太炎講《說文》《莊子》以及“中國文學史”：“倘能把他的講話記了下來，可以不加修改，便是一篇絕好的白話文章”；“可惜他寫成古文以後，失掉了講時的活潑風趣”38。幾十年後的回憶，不免有些錯漏，加上作者獨尊白話，混淆了兩種文體的不同功能。但有一點任鴻雋說得對，講課和著述，口氣及效果相差甚遠。與章太炎東京講學密切相關的，既有專門著述《國故論衡》，也包括“講義”性質的《章太炎的白話文》。閱讀《章太炎的白話文》，即便對書中各文的來龍去脈不甚了然，單憑直覺，也很容易將這些與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風格迥異的文章，與“講義”掛起鉤來。至於書中各文，到底是演說的紀錄，還是演講的底稿，抑或是“擬演說”的文章，一時很難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文章都以潛在的“聽眾”為接受者。文章使用白話，有雜誌體例的制約，但隨意性很強的插話以及借題發揮，則與太炎先生平日著述之謹嚴大異其趣，倒是與其講課之生動活潑十分吻合。

不管你持什麼樣的政治立場、你的學術思路如何，進入新式學堂，你就不可能像朱熹等理學家那樣“坐而論道”；只能在一定的學科體系中，介紹某一專門化的知識。對比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口說》和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容易看到，變化了的，不僅僅是其傳授的學業，更包括“講學”這一形式。現代中國文人學者中，有不太擅長演說，主要以著述面對讀者的39；但更多的是兼及聲音與文字，如康有為、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魯迅、周作人、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聞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說”傳世。因此，談論晚清以降的文人學者，專門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隨風飄逝或因各種因緣殘留在紙面上的“演說”，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部長，當即通電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說為中心的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亦為今日急務，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講。即請貴府就本省情形，暫定臨時宣講標準，選輯資料，通令各州縣實行宣講，或兼備有益之活動影畫，以為輔佐。40

同年六、七月間，蔡元培派人籌辦“以利用暇晷，從事學問，闡發理術，宏深造詣為目的”的“北京夏期講演會”。此一“由教育部邀請中外專門學家分別擔任各種科學”的系列講演，涉及人文、社科、自然、軍事等門類，包括嚴復講授“進化天演”、章太炎講授“東洋哲學”、許壽裳講授“教育學”、魯迅講授“美術略論”等41。

不妨就以魯迅為例，探討現代中國的文人學者到底是如何兼顧“演說”的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魯迅自稱，“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於講演”42。前者大概指的是20年代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包括出版《中國小說史略》），以及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包括撰成《漢文學史綱要》）；後者則諷喻上海十年的諸多演講“大可不必保存”。之所以不保留，並非找不到原始記錄稿，而是因為：

而記錄的人，或者為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於是漏落，錯誤；或者為了意見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確，我以為要緊的，他並不記錄，遇到空話，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它由我這里刪掉。43

可見，所謂“不善於講演”，在魯迅，與其說是謙詞，不如

理解為反諷。其實，晚清以降，書院改學堂，學校里的教學活動，不再以學生自修，而是以課堂講授為中心。這麼一來，所有的大學教授，多少都得學會“演說”——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校園以外。魯迅之登臺演說，從早年的不太成功，到晚年的大受歡迎，既得益於其文壇領袖地位的確立，也與演說技巧日漸嫻熟不無關系。

1912年6、7月間，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的魯迅，在北京夏期演講會連續講授《美術略論》。演說效果如何，讀魯迅日記，可知大略情形。第一次“聽者約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第三次“聽者約二十余人”；第四次“初止一人，終乃得十人”44。四次演講，只有第二次沒記錄聽眾的反應。魯迅記日記，歷來很簡略，可這回連有多少人中途退去，他都記下來了，可見觀察之細致，以及作者對此事之在意。好在聽眾逐漸增加，這才讓演講者松了口氣。

十多年後，已經成為一代文豪的魯迅，北上探親，順便應邀在北京大學演講。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這樣描述聽眾的精神狀態：

下午到未名社去，晚上他們邀請我去吃晚飯，在東安市場森隆飯店，七點鐘到北大第二院演講一小時，聽者有千余人，大約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學生們很以這類事為新鮮了。45

雖語帶調侃，但看得出來，作者其實很得意。未名社的李霽野日後撰寫回憶文章，提及宴請席間，魯迅談起他在南方各地講演，雖語言不通需要翻譯，但很受青年歡迎，“這使先生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快慰”；而演講結束後，“我們談到這種熱烈歡迎的情形，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熱情，常常把他擡起來，拋上去，有時使他頭暈目眩才罷手”46。

沒有材料證明魯迅接受過“演說學”方面的專門訓練，但從1926年在廈門大學的演說，我們可以斷言，起碼從那時起，魯迅已經很好地掌握了廣場演說的技巧。身為專門教授中國文學史的國文系兼國學院教授，“論理應當勸大家埋首古籍，多讀中國的書”，可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竟然以《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為講題，博得“暴風雨似的拍掌聲，連續響了好久”47。細讀魯迅日記，不難發現，他做演說，多在半小時左右（偶有一小時的），這就與正規的課堂教學活動拉開了距離。連續兩小時的言辭轟炸，對於教師與學生來說，都是個嚴峻的考驗。而三、四十分鐘的演說，則更容易排兵布陣，只要出奇招，經營好兩三個小高潮，這講演就篤定成功了。魯迅最後十年的演說，記錄下來，往往是雜感而非論文——如《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訣竅就在這里。

晚清以降，隨著新教育的迅速擴張，學者們的撰述，很容易在專著、演說、教科書三者之間自由滑動。專著需要深入，教科書講究條理，演說則追求現場效果，魯迅很清楚這其間的縫隙。查有記載的魯迅演講達五十多次，可收入《魯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遺失，許多是作者自願放棄或因記錄稿不夠真切，或因與相關文章略有重復48。但只要入集，也都大致體現了魯迅思考及表達的一貫風格49。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魯迅保持了“必要的張力”——既反對學院派的“為學術而學術”，也不希望將文學/思想/學術方面的演說，弄成純粹的政治宣傳。

晚清以降的“演說”，可以是思想啟蒙，可以是社會動員，也可以是文化傳播或學術普及；更重要的是，這四者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存在著互相轉化的可能性。意識到這一點，我們談論近現代中國蔚為奇觀的“演說”，有必要引入教育體制、白話文運動、述學文體等一系列新的維度，而不再局限於如何“開啟民智”。

三 演說與學堂之關系

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曾暢想維新五十周年大祝典，“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演說者是各國專門名家，聽眾則是大學生。如此堅定不移地將“演說”與“學堂”相勾連，大有深意。實際上，晚清以降，“演說”事業的迅速推進，學校確實是關鍵的一環。

一方面，演說之所以被關注與提倡，很大程度是因其可以作為學堂的補充；另一方面，學堂里的專業訓練，又使得演說的內容及技巧大為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二者互為因果，難解難分。就像梁啟超設想的，學校、報章、演說三者同為傳播文明之利器，只是因國家窮，民眾識字少，只好更多地依賴演說。就因為演說淺俗，人人能聽懂，按《順天時報》的說法：“是補學校之所未備，報章之所未及，其莫要於白話演說乎”50!這一點，連山西巡撫趙爾巽也都認同。早在1902年，趙曾上奏折，縱論如何廣行教化以開民智：“學堂之效，必在十年以後，不如白話演講之力，敷陳甚淺，收效彌多”51。政治立場迥異，對於“教化”的想像千差萬別，但將演說作為學堂的補充或替代這一點，倒是得到晚清士人的高度認同。

“演說”需要學問，需要激情，也需要一定的技巧，並不是誰想說都能說好的。周桂笙連載於《新小說》上的《知新室新譯叢》，“皆平日讀外國叢報時，摘譯其小品之有味者，而拉雜成之”，每則筆記後面，均有代表譯者意見的“檢塵子曰”。《演說》一則的“檢塵子曰”是這樣的：“巳己六月以後，抵制美約事起，各社會之演說者無虛日。試往聆之，則今日之演說於此者，明日復演說於彼。屢易其地，而詞無二致，如移置留聲器然。不知視此為何如也”52。這與《文明小史》《學究新談》《學界鏡》等小說對於演說風氣的譏諷，倒是若合符節。演說是個好東西，但演說並不容易，需要訓練，需要學習。在這方面，學堂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據黃炎培追憶，作為南洋公學特班的中文總教習，蔡元培引領他們“成立演說會，定期輪流學習演說”53。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收錄有南洋公學“演說會”的資料，可惜沒注明年月，無法判定其與蔡、黃之關系。在演說會的“會章緣起”中，有這麼一句：

演說乎!演說乎!永永萬年，眉壽無極，與吾新中國終始，是吾所望也，亦學生之光彩也。54

如此激動人心的“吶喊”，稍微誇張了些，但卻很能顯示那個時代新式學堂里師生們的趣味與使命感。

差不多與新世紀的曙光同步，各種新式學堂里，紛紛成立了演說會，開展演說方面的研究與訓練。既有校長們的身體力行，也有學生們的自發組織，各方合力的結果，終於使得校園內外的演說水準得以迅速提升。這里借鉤稽相關史料，描述早年復旦、南開、清華以及北大（京師大學堂）的演說活動。

1902年，馬相伯在上海創立震旦學院，章程里就提到設寬敞的演說廳；第二年3月，學院正式開學，當即開展了制度化的演說活動55。1905年，馬相伯因反對傳教士控制震旦學院，另外創立復旦公學，其章程明確規定：“每星期日或星期六下午開演說會，校長及校員、教員登堂演說”，而學生們也必須練習“聚散之儀文，辯論之學術”；具體做法是：“先由一人登臺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他們各人發揮自己的意見，互相觀摩”56。事隔多年，馬相伯回憶起當初如何召集全校學生開講演會，教會學生們演說的技巧，“如分段，如開始怎樣能抓住聽眾，結論怎樣能使人對於他的演說獲得具體的了解”，頗為得意57。對於馬校長作為演說家的風采，早年學生於右任曾有精彩的描述：

先生於星期日，必集諸生於大會堂，或討論時政，或啟沃新知，輒歷一二小時不倦。……蓋先生於演說最擅勝場，常能以詼諧之意態，調劑其端莊嚴肅之精神，故聽者鹹聲入心通，相悅以解。以余所見演說家，能兼科學分析與文學情感之長，使每一問題皆生動活潑，不感枯寂者，實以先生為第一人。58

知道演說的重要性是一回事，真的喜歡演說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僅喜歡，而且擅長，那就更難得了。馬相伯之注重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訓練，每周日舉行演講會，一人登臺演說，眾人參與評議，這既有耶穌會的傳統，也包含了中國書院講學的意味59。

另外一個喜歡且擅長演說的校長，可舉出私立南開中學（1904年起）、南開大學（1919年起）的創辦人張伯苓。1909年11月16日的《大公報》上，曾專門報道張伯苓率領南開私立第一中學堂的學生，在天津西馬路宣講所舉辦第二次通俗演說會，晚上七點開始，十一點結束，除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說外，還放映了歐美及日本風景名勝的幻燈片，據說聽眾有千人之多。學生能上街演說，與平日的訓練有關。南開中學早年學生、後長期在南開大學擔任領導職務的黃鈺生，曾深情地回憶張伯苓校長是如何鼓勵學生參加演說活動的：就這樣，在張校長的積極鼓勵之下，演說活動開展起來了。各班在自己課室里練習演說，學生社團組織，也把演說當作一項重要活動，有全校性的演說比賽，優勝者得獎。全校性的演說會，也組織起來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當時就是演說會的會長，我是會員。60

至於校長本人，每到周三第五六節課，便召集全校師生，在大禮堂里演說：“起初聲調低緩，漸漸地昂揚起來，高亢沈重，表情也隨之奮發”61。據另外一個老學生、日後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回憶，張校長的演說很有特色：“他是很自然地‘訓話'，題材順口出來，莊中有諧，從來不講空洞大話”62。

作為留美預備學校起家的清華，對於演說課程的重視，在當時的中國，無出其右者。學校里不但安排了演講教練，配備了專門課本，還要求學生從中等科四年級起，必須練習演說三年。校園里，於是活躍著各種練習演說與辯論的學生社團，如英文方面的“文友會”、“英語演說辯論會”、“得而他社”，國語方面的“達辭社”、“辭命研究會”、“國語演說辯論會”等。此外，學校還設立了專門的演說辯論委員會，負責定期舉辦校內以及校級的演講比賽63。

花那麼大的工夫訓練學生的演說能力（從文辭、結構、語速、聲調，到手勢、眼神以及心理素質），是否值得，當時以及後世，均有人提出質疑。這里不妨以聞一多作為個案，略加評說。從1912年入學，到1922年赴美，聞一多在清華園里度過了十年光陰。在這期間，受當時學校氛圍的感染，聞也積極投身演說訓練。日記中，多有練習演說的記載，以及擔心落人後的表白；直到有一天，功夫不負有心人，聞方才如釋重負：“演說果有進步，當益求精至”64。雖在演說課程上投入很多精力，聞一多對於清華之過分關注口頭表達能力，其實不太以為然65。二十幾年後，作為西南聯大教授的聞一多，積極投身昆明的民主運動，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聽眾，即席演講，揮灑自如，這個時候，早年清華打下的底子，終於還是發揮了作用。

當然，談論“演說”與“學堂”之關系，最有名的還屬京師大學堂師生之因東三省事“鳴鐘上堂”。1903年蔓延全國的拒俄運動，各地學堂多有卷入，媒體上更是充盈著各種抗議活動的報道以及各色人等的演說詞66。京師大學堂因其特殊地位，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直接開啟了日後綿延百年的“鬧學潮”67。

1903年5月3日的《大公報》上，有一則《記京師大學堂學生拒俄事》，詳細報道京師大學堂的師生如何因東三省事“鳴鐘上堂”：“先由範助教演說利害，演說畢，全班鼓掌，有太息者，有流涕者”；接下來，各學生登臺演講，思籌善策68。值得注意的是，這回的學生運動，既有傳統的伏闕上書，也有演說、通電等新鮮的社會動員手段，而這與學校平日的訓練不無關系。帶頭上書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的師範館學生俞同奎，為紀念北大創辦五十周年，撰寫了《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其中講到：“當年我們的政治常識，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紙只字禁書中得來，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對於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會上一班風俗習慣的好壞，都喜歡研究討論。有幾位特別能演說的同學尤喜作講演式的談話。每天功課完畢，南北樓常開辯論會，熱鬧非常。高談闊論，博引旁征，有時候甚至於爭辯到面紅耳赤，大有諸葛亮在隆中，抵掌談天下事的風度”69。

“演說”本身並無黨派色彩，只是一種互相溝通以及表達思想觀念的手段。可在專制社會里，此等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已經構成對於絕對王權的巨大挑戰。難怪事後朝廷一再下令，嚴禁學生立會演說。先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張百熙等制訂《學務綱要》，指斥“近來士習浮囂，或騰為謬說，妄行幹預國政；或糾眾出頭，抗改本堂規條”，並於“各學堂管理通則”中專列“學堂禁令”；後又有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1908年1月9日）的《學部為遵旨不許學生幹預國家政治、聯盟糾眾、立會演說等知照大學堂》，其中特別說明：“不準幹預國家政治及離經叛道，聯盟糾眾、立會演說等事，均經懸為厲禁”70。如果只是“開啟民智”之類無關宏旨的宣講，或者學堂里關於文辭、結構、語速、手勢的講求，不曾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以及政府的大力彈壓，“演說”不可能成為政治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對象。而實際上，不僅僅是1903年的拒俄運動，更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等，凡有學潮的地方，演說都在發揮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演說”這麼一種思想啟蒙以及社會動員的特殊手段，就不可能有現代學潮的風起雲湧、五彩斑斕。

可是，反過來，我們不能將校園內外的演說，全都與政治抗議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在政治宣傳之外，還有學問的傳播；在思想立場之外，還有辯論的技巧；在正義感之外，還有平等心。而所有這些內在的張力，在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兩個學生社團“雄辯會”與“平民教育講演團”那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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